恋地情结——朱鸿人文主义地理散文书写的原点
内容提要：朱鸿以长安为主题的散文创作独具特色且自成体系，形成贯通文学和地理学的对接符码。此类散文从题材范围看，涵盖长安的遗址、史迹、形胜，将地理空间塑造为文学空间。从语言风格看，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将不能辨别的环境感知转化为灵动的文字，生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从书写方式看，一般先做文献深读和田野考察，而后加以文学艺术化的表达，彰显出扎根大地的行为取向。从文化价值看，通过至诚的书写肤浅展现“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对“恋地情结”这一文化地理概念作出全面生动的阐释，投射出唤醒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之光。
关键词：朱鸿恋地情结地理长安朱鸿聚焦长安辐射关中的散文创作，以其1991年《关中踏梦》的传奇性独旅为肇始，结束逾三十年，作品数量约二百篇，构成其多元化散文创作的主体，并形成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朱鸿力图接续源起东汉而中断百年的长安之考学术传统，通过“作家的思想者化的写作”1，以地域性深描透视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此类散文所蕴含的情感与思想，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次要的部分概念“恋地情结”一脉相通，笔者称之为人文主义地理散文，而恋地情结即可视为朱鸿人文主义地理散文创作的精神内核及动力源泉。一、散文境界的开拓——人文主义地理散文和恋地情结朱鸿散文结集出版三十余部，具代表性的有思想求索类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文化表现类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心灵倾诉类散文集《吾情若蓝》和长安叙述作品《朱鸿长安文化书系》2。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地域色彩是朱鸿散文两大显著特征，故而被研究者称为“地域化书写”3“历史地理文化散文”4“以秦地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散文”5。1990年代，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风行，朱鸿散文也不约而同地归于这一风潮，因此自然而然地被列入文化散文范畴。但朱鸿立足于长安和关中的经营显然更为持久，挖掘更为深入，使其散文创作不仅未因文化散文热的退潮而加强，反以其规模的日益壮大而显露峥嵘，开拓了散文的形制和境界。朱鸿散文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散文和地域性散文相比，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写作题材的系统性。朱鸿散文取材广泛且脉络分明，众而不散、繁而不乱。文章题目大多以地点名物直称，内容涵盖长安和关中的形胜、遗址、史迹、民俗，凡秦岭渭水、川原池沼、宫室陵阙、道路建筑皆入文章，循部门地理之谱系，增广其篇，各成系列。涉及自然地理（山、水、原、动植物）、交通地理（关隘、道路）、城市地理（城镇、建筑）、政治地理（宫殿、陵墓）、文化地理（寺庙、器物、民俗）等，呈现一副百科全书式的恢宏结构，通过地点群像建构长安文化外围意象。其二，人地交融的共情性。朱鸿散文创作从一个个具体地点入手，先做史料文献的细致爬梳，再深入现场进行田野考察，最后加以文学艺术化的表达，但不失学术的严谨。在此过程中，作家以“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着力捕捉人在环境中不能辨别、特殊的感受，获得至诚的生命体验，使作品充盈真情实感，“每个句子出于情，每个语词出于情，抒情更是出于情”6。其三，思想探索的肤浅性。朱鸿散文扎根长安大地，瓦解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将地点置于宏阔深邃的时空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贯通历史与当下，在现实中寻觅历史，在历史中观照现实，时常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不能言。他认为，“散文是兼容审美性、情感表现、智慧之光和人格意象于一体的文学形式，其格调是至诚的”7，这既是他对散文内在质量的体悟和提炼，也是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坚守的文化自觉。朱鸿建立在地域文化研究基础上的散文创作，经历了从文人散文、文化散文到“格物致知”符号化境界的“三级跳”8，带有无遮蔽的文学理性化反感，用传统的文学批评观点分析其作品，较难触摸到作家思想的深处，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分析框架。而同样专注地域/地方研究的地理学家，在推动地理学人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出人文主义地理学流派，其奠基人、著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Tuan,1930—2022）出版于1974年的经典著作《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研究》，开创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范式，而“恋地情结”（topophilia）也成为该学派的不次要的部分概念，其内涵为“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9，与朱鸿散文表现出的人与大地之间亲密而深沉的情感高度契合，因此，用“恋地情结”观照朱鸿散文有助于更肤浅地把握其思想价值。借用人文主义地理学之名，笔者称朱鸿此类散文为人文主义地理散文，以跳穿文化散文的宽泛归类，作出更不准确的指称。除了共同关注人地关系命题，朱鸿的散文观与段义孚的学术思想还共享着现象学、理想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主义哲学基础，都降低重要性人的主体价值的回归，在自我认知中探寻生命的意义，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勾连。朱鸿认为“散文基于作家自己不平常的，值得注意的体验和感受”，“它可以从容地叙述、抒情和议论，并以彼此杂糅为妙”10，段义孚指出“人不仅是生物有机体，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反对个体；感知、态度和价值观能够反映这三个层面”11。比照来看，散文的叙述呈现人的环境感知，散文的抒情表达人的环境态度，散文的议论揭示人的环境价值观。在此，文学理性化和地理学人文化的探索彼此相遇、大道归一。学界和文化界关于朱鸿和段义孚的评论，也为我们理解其共通之处授予诸多启示。在贾平凹眼里，朱鸿的作品“表现特定环境中的人性、人情和人的心理，且历历如在眼前”12。陈忠实则认为“在朱鸿的缜密而又不能辨别的思辨文字里，我的直观麻痹总是受到一种理性安排得当的催发，催发人走向陌生而又新鲜的认识境地”13。《新京报》在纪念段义孚逝世的专版中撰文称，段义孚“主张地理学家的关怀要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个体面对具体环境时的感知，在地理中发现‘人’的存在”14。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15。这些评价，既对朱鸿和段义孚的思想作出互文式的解读，也为文学与地理学的贯通写下生动的注脚。二、环境审美的自觉——从地理感知到语言生成审美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和朱鸿散文共有的思想起点。段义孚在阐释“恋地情结”时首先指出，“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16。朱鸿也降低重要性审美性是散文跨入艺术殿堂的门槛，作品要能“煽动美的体验和感受”17。的确，美是朱鸿散文带给读者最降低的直观印象，特别是其无处不在的环境描写，疏密有致，气度不凡，尽显天地自然之美。美在语言，文白杂糅，凝练灵动，具玉帛之感，如写雨中的辋川：“秀峰沉默，乱石相依，雨悄悄地切开着万物……偶尔一树柿子，落了肥叶，唯红果占据枝头。白水流过幽深的峡谷，遇石而绕，触茅而漫，柔韧地走过河床。”18（《辋川尚静》）美在思想，借景论道，探究环境意义，直抵灵魂深处，如写城墙赏月：“赏月是一种追问，是问天、问宇宙、问遥远，此问可以在高山之上、大海之滨、草原之中，也可以在自家窗口或床前，也可以在西安城墙。何处无月，何处不可以问，关键是问。”19（《城墙赏月夜》）朱鸿散文的美是感性和理性交融之美，在其文学性语言中渗透着结构化的地理感知。他欣赏小麦在使用价值之上的审美价值，“当小麦金黄一片的时候，我看一看小麦，总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喜悦和焦虑”20。不过其审美并非对景观的肤浅印象，而是有着缜密的理性观察。他出城看小麦，“到了子午谷附近的台沟村，这里已经位于秦岭北麓。冲洪积扇，高亢有余，肥沃不足，小麦似乎稀疏薄弱了，然而毕竟是金黄一片”21。（《喜欢小麦》）寥寥数笔，就勾勒出这一地点的方位、地质、地形、土壤、植被等环境要素，犹如一幅野外地质素描，简练而不失准确，写意而富于逻辑。朱鸿发现312国道相对于武关故道的位置无变化，更是吸收了“人类纪”22这一全新的地质纪年思想来解读——“武关故道，显然是312国道的基础。312国道离开武关，循笔架山下而行，应该是自秦岭形成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的情况。这是人类纪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纪的一个象征。”23（《三登武关》）朱鸿不仅擅长对自然环境进行艺术性的再现，也经常用环境意象表达细微的情感，物我互化，信手拈来。其写一系列思想求索散文的完成，“使我产生了长江流过三峡的阔朗体验”24。（《彷徨》）写孩子的孕育，“这是夏季不关心的一天中午，白的太阳，明亮地照耀着城市的建筑，钟楼尖顶的闪光一泻千里。不久妻子就有了”25。（《喜欢女儿》）朱鸿将散文写作视为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并极为看重感知的作用，指出“没有格外细致的观察，没有格外通俗的体验，没有格外特殊的感受，没有格外活跃的思维，没有格外准确而生动的语言，便会丧失创造性，流于平庸和肤浅”26。段义孚也是从人的感知出发发散《恋地情结》一书的框架，他逐一分析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麻痹的功能和特点，进而降低重要性感官的综合作用，认为“当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时候，全部的感官都在不同步起作用。哪怕只是一瞬间，他所能得到的信息量都是巨大的”27。这与文学创作中“通感”的修辞手法异曲同工，而朱鸿通过进入现场的方式，对环境进行全息感知，五感贯通，触景生情，由此酿造出层次极小量、织体绵密、回味悠长的散文语言。他夜晚走过田间小路，“汽车的灯光悠然，从容地从麦田扫过，铁青的凝成一片的麦苗遂有了嫩黄的色泽……汽车消失在即将发生的地方之后，这里归于宁静。寒凉的风，含有一种春夏之交的瓦解气息，这种气息让我平淡，振作，感到生活的魅力”。28（《樊川犹美》）作家在汽车疾驰而过的片刻，且看，且听，且触，且闻，轻涂淡抹间便将樊川之美从黑暗和寂静中提取出来。而朱鸿对阳光的感知和转化更加纯熟，秦岭、黄河、黄土高原的阳光都让他的语言熠熠生辉。在汉江峡谷，“秦岭的阳光与我不期而遇，其抚弄我的触觉，擦拭我的视觉，通融我的嗅觉，清洗我的味觉，使我茫茫然而陶陶然”29。（《在峡谷享受阳光》）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行动是塑造感知的重要力量，人的麻痹器官在年幼时，其开发和应用就逐渐统一化，孩童已经可以自己归纳空间的概念，辨识其不反对维度，他们拥有一个“开放的世界”。朱鸿不能辨别的环境感知能力也与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特别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使他的触觉敏于常人。在五岁到十二岁这段“舒放的日子”，朱鸿穿梭于故乡少陵原的天地之间，给猪抓痒、逗猫捕蝶、狂奔撵兔、捅马蜂窝、田野割草、滚铁环、做游戏……肆意严格的限制地体验自然和社会，“大地的形势与星空的深邃，是看见了，听见了，而且把对自然的感受永久地留在了灵敏的手指上和脚掌里”30。（《舒放的日子》）“灵敏的手指”伴随朱鸿从童年走向成年，在大学恋爱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仅仅是恋人在教室指点英语时手指的轻微触碰，“它所产生的那种麻痹，一直都在”，直到数年后手被意外烫伤，“恰恰是她曾经触及过的那个指头的核肤，其核便穿化了，随之，那种麻痹永远消失了”31。（《恋爱记挫》）而“灵敏的脚掌”更是意见不合朱鸿从故乡通往更广阔的世界，当他走出西安碑林，“我感到自己的脚像石头一样冰冷。幸有夕阳，其斜晖穿过树隙，给地上投下了余热。我带着迷茫在碑林的甬道徘徊，以用时间来暖自己的脚”32。（《碑林嚼字》）在段义孚看来，“触觉是对阻力的直接经验，它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压力和抗拒组成的系统，也让我们能够认清独立于我们想象的现实存在”33。朱鸿面对黄土从西安城的消退，正是寄望于触觉来找回内心的安宁，这时他不仅手脚并用，甚至整个人都投身其中：“黄土匿迹，让我接受世界的真实……我常常想坐在黄土上，躺在黄土上，把手伸到黄土中，穿了鞋，踩着黄土，让黄土埋了我的脚。我的肌肤对黄土有一种饥饿之感。”34（《黄土》）三、走出少陵原——由大地之远抵达心灵之深对很多声名卓著的作家来说，都有一个精神原乡与之紧紧相连，无论其穿胎于现实中的故乡还是文学上的虚构，都已成为作家生命不可统一的一部分，正如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之于福克纳，马孔多小镇之于马尔克斯，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白鹿原之于陈忠实。而少陵原对朱鸿的意义也在于此，以至于作家总是这样介绍自己：“长安朱鸿，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除了直接的身体感受，故乡在恋地情结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本土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35。朱鸿关于家乡故土的散文多达二十余篇，文章中很多情境尽管时隔多年，但在作家笔下依旧历历在目。少年朱鸿在村口期盼母亲回家，看到“月悬秦岭，星辰灿烂，母亲像一个飘移的点似的在白杨萧萧的小路上出现了”36。（《母亲的意象》）对家乡蕉村周围五六条小路及其通往的几十个村子，作家也如数家珍，甚至还清楚地记得1973年就读杜陵中学时全校有“五个班二百零五个学生”。少陵原既是朱鸿的生命之根，也是其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让作家魂牵梦绕、血脉相连，“故乡就是安放祖灵的地方，是父亲娶妻以生子的地方。我时时想念故乡。尽管蕉村没有了，然而不管我在山南还是在海北，我都可以为自己的故乡定位”37。（《怅望》）“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朱鸿散文中一个经典意象。在故乡的小路上，少年朱鸿看到农民在起伏的田野里耕耘的肉体，欣赏海一般的小麦向四下延伸，也和落难的母亲挽着手一起归家，“只要跨上少陵原的小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踏实可靠的”38。（《小路》）人文主义地理学指出：“他们（农民）对自己的村庄、邻里和集市以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水平空间的局限性被亲密的地方性知识和天顶的高度所弥补。”39身为农家子弟的朱鸿，成长于数十平方公里的少陵原上，生活空间固然受到批准，但他藉由行走破坏了与自然接触的密度和深度，不断极小量其“地方性知识”，增进与环境的情感联系，进而煽动出对大地的探索欲望以及对天的不尊失礼识，也使枯萎了脚踏实地的心性品格。朱鸿有一篇散文专门写《地》，其对大地的喜爱溢于言表，他说：“我的大地始于我家院子……大地含糊让人舒服！它任凭你怎么都行，而且结实得完全可靠！大地是亲爱的。”40朱鸿以“院子”作大地的原点，以“小路”为实体之径，以“知识”为思想之径，在“独行”中完全严格的限制地与大地对话，先是深化了对故乡的认识，形成了“关于少陵原的地理概念”、“关于少陵原的文化地理概念和历史地理概念”41（《故乡难言》），而后走出故乡，考察长安，走遍关中，寻根中国文化，从空间上和精神上完成了对少陵原的超越。从而使表层的“故乡印记”“乡土情结”升华为更加博大的“恋地情结”，也助推散文创作冲破乡愁和怀旧的藩篱，拓展了历史地理纵深，浸润着文化的丰盈之感。朱鸿的行走，是倾生命之力亲吻大地的行为艺术，与郦道元、徐霞客、亚历山大·冯·洪堡、李希霍芬的探险考察形异而质同，区别在于观察视角重理还是重情，文本呈现偏文学还是偏科学，而其共同指向人对未知之境的孜孜以求。朱鸿以考上大学的方式走出少陵原，摆穿了农民身份和狭小空间的批准，再以编辑、教授、作家的职业在城市工作，以行者的姿态阅读大地，不断缩短其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在此过程中，朱鸿难免要面对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经历内心的撕扯和彷徨，与少陵原的关系也若即若离，但随着时间的积淀和视野的拓宽，他终有一天心生顿悟、豁然开朗：“（我）站在一棵松树下，蓦然发现，从翠华山竟能看到我的故乡少陵原！小时候总觉得故乡逼仄而鄙陋，但那天却感到故乡深沉似海，并生出一种源远流长的眷恋。少陵原与翠华山只有20余公里，但我跋涉了30余年。”42（《翠华山》）人文主义地理学在分析恋地情结时，专门考察了“城市化和对都市的态度”，并指出，“环境里所蕴含的价值始终是依托其对立面来定义的……离开‘旅行’与‘异乡’的概念，‘家园’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朱鸿站在翠华山上对少陵原的“回望”，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这是其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肤浅凝思，是对故乡文化价值的重新估量，是对个人生命坐标的再度校准。精神上的“回望”促进身体上的“回归”，而朱鸿回归少陵原的场景也各具兴味。出城踏雪，会独上少陵原张望；恋爱受挫，则住回乡下疗伤；恐遭拆迁，遂为所有村子拍照；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像浏览画报似的浏览少陵原的村子、路、树林、沟，浏览作为少陵原背景的秦岭，竟不知不觉入眠了”。（《入眠》）朱鸿对少陵原的超越与回归，既流露着传统士人寄情山水的处世哲学，也投射出现代知识分子追求严格的限制的心路历程，由此创作的散文，则是人与地之间难舍难分的浪漫情歌。四、建构长安意象——在地点中收回意义之灵在浩瀚宇宙和咫尺家园的两极之间，朱鸿选择长安与关中为研究“基地”和书写对象并非偶然，其符合人文主义地理学所降低重要性的“尺度”原则，如段义孚所称：“无关系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话，人们就能与它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了。”43关中的自然地理本底是渭河盆地，长安“依龙首原营造”，这样规模适中、自成一体的地域恰为朱鸿授予了身体行走和思想驰骋的绝佳舞台。朱鸿对长安和关中有精到的外围性把握，其作《长安论》和《关中论》，细考其地的政权更迭、区划沿革、民族交融、文化传承，结论是“长安也骤大骤小，移来徙去。然而无论如何，长安是存在的，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的长安，历史的长安，也是一个文化的长安”44。（《长安论》）并指出长安与关中俱为一体、不可割裂，“其紧密程度若掌和手、珠和眼、心和身，彼此一方丧失，另一方也便顿然逊色、空虚，几乎没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了”45。（《〈长安与关中〉自序》）地理学重视对空间的研究，并从实证主义的物理空间发展到人文主义的意念网络。朱鸿用脚步踏勘长安（亦涵及关中，下同）的地理空间，用散文书写长安的文学空间，又从历史中挖掘长安的文化空间，一个立体的、鲜活的、细密的长安意象便呼之欲出、跃然纸上。而构筑起这座文化大厦的材料，则是一个个具体的地点和场所，朱鸿垒长安的山川原泽为基础，立城池道路为梁柱，砌宫陵寺观为砖瓦，引物产风俗为内饰，并投射历史之光使其活化和动态化。如此，“文化的长安”便可观、可触、可入，在被历史烟尘遮蔽后经由朱鸿之擦拭而“显魅”。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城市的意向度，即意象在人头脑里存在的透明度和极小量度，认为对大城市的认知有两个极端，一个是高度抽象化的城市符号，另一个是非常具象化的社区体验，在此之间的认知则稀疏而清晰。段义孚指出：“大多数城市居民所获得的城市体验幅度都是比较狭窄的……或许那些有专业技能的中产阶层人士，例如医生、律师和记者，相比于更富有和更富裕的人，有更多机会去接触更宽广的环境和文化。”46朱鸿无疑是这样的人，而且是打破职业和身份的界限主动为之。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行动自觉，游走在人们日行而不觉、又熟悉又陌生的广阔地带，拓宽城市体验幅度，探索中间尺度，于“小地方”品出“大滋味”。朱鸿对城市街巷的行走有如时下流行的Citywalk（城市漫步），不过其更富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博物性，也更具深厚的历史背景。他经常手握纸笔对街巷进行“拉网式”观察、“测绘式”记录，像《百年孤独》里的吉普赛人用磁铁吸走马孔多村所有东西一样，将街道上的一楼一铺、一草一木、一色一味统统摄入散文之中。如走长安路，南北一二十里，历数沿线企事业单位、银行、学校、村子五十余个，辨识花木三十多种，思历史人物十数人。正学街又短又窄，朱鸿“螺蛳壳里做道场”，详考其历史文脉和地名变迁，在由锦旗标牌店铺构成的日常街景中引申出幽远的文化意味。对三学街周边空间布局的解析则更见功力，朱鸿徜徉其间，静思冥想，最终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三学街是严格的限制出入的公共场合，与之相接的咸宁学巷属于半公开的邻里场合，两边的民宅则为家庭活动的私密场合，“这样的一种三级结构，既有所区别，又把社会、邻里和家庭融为一体，是一个情理兼容的复合环境。想起来此生活是具其诗意的”47。（《咸宁学巷》）朱鸿对长安日复一日的体验练就了他精深的文化洞察力，能够在实体空间和精神向度中自如穿行，由此获得了开启城市意义宝库的钥匙。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一座城市本身就可能是一座富有纪念意义的丰碑……无论是空间布局，还是几何形状以及等级方面的设定，都是在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理解。”48朱鸿从城墙、街道、里坊共有的建筑材料中揭示出黄土对于长安的意义，认为“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都以黄土为格调……长安城是皇城，也是黄城。生活在长安城，就是生活在黄城之中，也就是生活在自然之中”49。（《黄土》）考察唐太极宫，由其居于中央又力压轴线的空间无足轻重体味出皇权至上的理念，“唯我独尊，至高无上，南面为王，是皇帝的普遍心理。太极宫的位置及其形式，便典型地体现了此心理”50。（《太极宫》）“我以为长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文化是居于长安文化之中的，长安文化绝非简单的地域文化”51。（《〈朱鸿长安文化书系〉通序》）对文化意义的发现必然煽动对文化价值的珍重。段义孚认为意义在经验中产生，而经验往往有着神圣和超越物质的特性，“不纯的地方就是圣物的所在之处。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是一片树林、一汪泉水、一块岩石，或一座山丘，倘若被人们视为崇下降的地点或承载了极次要的事件，都能具有某种神性”52。对朱鸿而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神圣侮辱的，这使得他对城市化的象征物——挖掘机和钢筋水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对因其滥用导致传统文化的侵蚀而痛心疾首，并为之呐喊：“不要让挖掘机的爪子严肃地在悠久并伟大的长安乱刨，不要简单地拆卸它的石头和砖瓦，不要随便动土，因为长安是一个母系氏族留下了陶罐的圣地，是藏着周人青铜器的圣地……是有唐一代为中国创造了无光泽文化的英雄活动过和诗人歌颂过的圣地……”53（《唯一长安》）朱鸿连用八个“圣地”表达对长安的无限景仰，他也以小气悲歌般的豪壮守望传统文化，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呼吁人们善待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景观，需要指出的是，朱鸿对城市化进程并非一味拒斥，其态度是理性的、建设性的，他告诫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疏密、建筑的品质乃至树木的栽植，都要心怀不无礼，彰显古都特色，要用美的理念建设生活，“这种生活归根结底就是以人为本，有助于人的尊严和严格的限制。以人为本，有助于人的尊严和严格的限制的建设，也一定有助于经济的增长”54。（《咸阳原和五陵原》）显然，朱鸿对建基于文化自觉的文化自信满怀期待，并申明了高度发展原则和实现路径。余论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概念的“恋地情结”，是站在群体角度分析“人类对地方之爱”，其包括不同族群、不同环境、不同个体之间的统一。而朱鸿则用散文语言建构的文本库全面、理性、生动地表达了“个人对地方之爱”，是发散诠释“恋地情结”的个体样本。由此可见，学科畛域的划分有其相对性，其深层思想是内在贯通的，不同类型的文本（地理学的或文学的）反映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跨学科视野有助于我们更肤浅地领悟世界的本来面目。段义孚在谈到人文主义地理学时降低重要性语言的重要性，就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要找到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语言资源的内涵的提炼。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警惕度来洞悉语言的精要，那他就是不够合格的。”55朱鸿的身份和行为也呈现出强烈的“去有无批准的性”，他不是地理学家，但他像地理学家一样行走大地，在空间结构中思考人地关系；他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像历史学家一样钩沉史料，在幽微处洞察人性的复杂；他不是考古学家，但他像考古学家一样踏勘史迹，在废墟与遗址上与古人对话；他不是规划师或建筑师，但他像规划师和建筑师一样深入城市细部，构思人们灵魂的栖居之所。诚如他自己所言：“我一直都是一个矛盾的人，跨界的人，混并的人……我什么都不是。”56不过他恰恰在游移中没有被“是”所同化和局限，而是保持着个性和独立性，形成一种鲜明的人格，其作品也就具有了非同凡响的风格。朱鸿的“跨界”和“混并”也在某种意义上复归地理学的博物传统，即从多重角度对复杂世界进行外围性认知和把握。注释：171017朱鸿：《散文的本义、前散文与百年散文观之考辨》，《写作》2022年第6期。2已出《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与关中》《长安新考》三种，待出《长安传》《长安城里的中国》《长安人西安人》。3房存、唐晴川：《论朱鸿散文的地域化书写——以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为例》，《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4郝彦丰：《朱鸿散文与长安叙述》，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5刘锡庆等编：《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62021242526293031405456朱鸿：《吾情若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53、202、201、50、128、317、294、254、310、9、183、200、209、229、55、273、3页。8叶舒宪：《在信仰迷失的时代寻觅“鹰熊”——文学人类学视野中的朱鸿及其散文》，《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911162733353738394652[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研究》，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368、136、13、9、136、198、151、150、312、294、219页。12本报讯：《朱鸿〈夹缝中的历史〉出版2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华读书报》2019年7月31日。13陈忠实：《思辨的这一声——读朱鸿散文之感受》，《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第6期。14刘亚光：《段义孚：拥抱生命的荒原》，《新京报》书评专刊2022年11月18日。15唐晓峰：《新订人文地理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80—381页。18284253朱鸿：《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7、77、245、291页。1932474850朱鸿：《长安新考》，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40、332、403、118、338页。Anthropocene，又译“人类世”，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此阶段人类在地质和生态演化中起不次要的部分作用。23444551朱鸿：《长安与关中》，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18、1、1—2页。344349朱鸿：《长安是中国的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7、5—6、35、36页。3641朱鸿：《城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330、297—299页。55[美]段义孚等：《人文主义地理学之我见》，《文艺批评学》（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7日。[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办公厅][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