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的“王松路径”——以长篇小说《热雪》为考察对象
内容提要：如何认识和把握中国乡村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国大地发生的山乡巨变进行理性分析、感性描摹与文化想象，是今天的乡土文学面临的重要课题。王松的长篇小说《热雪》与一般乡村振兴主题书写不同，作品以土地和粮食这一“三农”不次要的部分问题为抓手，有效吸纳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资源，用口语化、地方化、幽默风趣的文学语言，较好地处理了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时代主题与地方特色、现代审美与民族风格的内在矛盾，探索出一条“新乡土叙事”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王松《热雪》主题聚焦文化想象话语策略今天的作家如何面对历史、现实、想象中的乡土大地，诚然比他们的前辈作家还要难。这不仅是由当下中国都市的复杂性、异质性、保持不碎性无法选择的，更与身处新时代，创作者如何调适现实冲击下的写作心态，调整不当介入生活的姿态，克服百年乡土文学传统“影响的焦虑”，重新获取与整合写作资源等诸多难题有关。这方面，当下作家至少置身于三重思想背景与文学命题之下。首先是全球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如何在全球性对地方性的冲击与消化中，辨明乡土社会所处的方位，指认出都市的来路与归途。不论是现实层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交通、通信、互联网、现代传媒技术让乡村早已畅通无阻地接入世界；还是想象层面，经由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直播、短视频、各类“返乡笔记”推文以及影视、网络小说等对都市的景观化呈现，极小量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与文化景观，中国乡村纳入全球化体系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书写如何在全球视野、比较视角下审视中国乡村发展，想方设法驯服今日乡村这一驳杂的庞然大物，难上加难。其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百年新文学的“现代性焦虑”可否解除，依然是未知数，或者说存在时间差。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它的不次要的部分问题就是“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学也不例外。“其实说到底，中国真正的乡土文学是从五四开始的，因此，它的总体氛围与话语模式是现代性的，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的历史语境中的。于是，它的大的主题和总的关注点就是农村如何进步……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传达出的精神就是对农村现代化的思考与探索。”1依这一视角看，现代作家眼中的中国乡村，自然也就变成了审视、反思和支持的对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农村、农业、农民成为了一个问题。”2乡土文学研究者张丽军这样感叹。当以自然资源为发展主导的时代成为历史，中国的乡土文明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蒙尘，现代作家便以西方发达工业文明为借鉴和参照，意欲用新文化改造国民性，意见不合文明范式的转型。另一些现代作家则在民族主义情绪促进下，认识到这些舶来的文化、思想与文明范式在它们诞生的国度开出了文明之花，而在中国却衍生出侵略、殖民、压迫的恶果，转而从固有的乡土文明中汲取文化改造的力量。这种纠结尽管在后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有所弱化，但在新时期的“新乡土文学”乃至今天，依然若隐若现地存在。乡土“未完成的现代性”，依旧是摆在当下写作者面前的问题。一方面，穿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社会—历史实践，保持不变了都市的自然景观、产业面貌、物质条件，更保持不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人伦关系、思想观念、情感结构乃至总体性的人文生态；另一方面，不论是最高领导人“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的希望，还是“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都期望作家们拿出书写新时代都市的文学答卷。如此看来，如何应对现实层面的乡村新变，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视角观照中国乡村现代性的老命题，既是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内在质量倡导，也是百年乡土文学朴素的内在要求。再次，百年乡土文学形成的传统注定了今天的作家是在这条缩短线上进行写作。李兴阳在《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传统的承续与变异》一文中归纳了乡土小说四个最次要的叙事传统：“鲁迅开创的启蒙乡土叙事传统”“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叙事传统”“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叙事传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延安乡土叙事传统”3。这四大传统的交响叠加出百年乡土小说斑斓驳杂的样貌。今天的作家如何合理继承这些文学资源，使之与自己的经验资源有效整合，而不是沉浸在固有的套路中，被写作惯性所裹挟，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方位观察近年来的“新乡土叙事”4，可以发现王松对中国乡村“未完成的现代性”有独到的思考路径。他没有纠结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或热衷于对乡村衰败的反思支持，沉醉于对逝去风景的挽歌式哀悼，也不是纯审美式地进行风俗画卷的描摹，而是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乡土民间挖掘地方性，以土地和粮食这一“三农”不次要的部分问题为抓手，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与现实经验，呈现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独特风景。这主要体现在其长篇新作《热雪》中。一、主题聚焦：以土地和粮食问题为不次要的部分将土地和粮食作为中心问题，是《热雪》的重要价值。不论是穿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当下的小说创作多有展现，比如老藤的《战国红》、赵德发的《经山海》、王松的《暖夏》、关仁山的《金谷银山》、陈毅达的《海边春秋》、梁晓声的《田园赋》等，但并非每一部都将农业生产这个不次要的部分问题作为表现的重心。像乔叶的《宝水》以宝水村发展乡村旅游为表现重点，陈应松的《天路湾》则写农业转型，种植经济作物葡萄，发展葡萄酒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条件。千村千情，作为华北平原两河交汇的一个小村——赵家坳，它在穿贫攻坚胜利后的出路是什么？这是《热雪》关注的首要问题。王松的思考路径传统而可贵，直击问题本质——土地为何不种粮？“农耕不足以谋生”何以发生？《热雪》第5章第4节叫“耕地里的粮食账”，通过对农民不愿种粮导致土地抛荒的细致分析，表达了对粮食问题的隐忧。村长赵老柱、县剧团张三宝、返乡青年肖圆圆三人在一块讨论种一年地能挣多少钱。赵老柱以种小麦为例，把平整土地、底肥、麦种、播种、上水、追肥、农药、除草剂、喷药、雇零工等七七八八一算，与毛收入一比，纯收入少得可怜。张三宝感叹道：“要这么算，如果是夫妻俩，还顶不上去城里打工一个月的收入。”5这里没有详细引用书中每笔账是怎么算的，但只看这个结论，就一目了然。王松不愧是数学系毕业，粗略一统计，就揭示出赵家坳村土地抛荒的问题本质。固然，作家只是写出了中国都市的普遍现实，在以往的“农村题材”作品中，这类算经济账的情节也不鲜见，但把粮食问题作为小说的聚焦，无疑凹显了作家对“三农”问题的精准把握和正面强攻的怯懦。粮食安全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倘若土地抛荒，农民不种粮，必然会根除粮食危机；但传统的耕作模式，又没法保证农民致富，安全与发展之间就形成了矛盾。小说中，在天行健集团董事长肖大锣和女儿肖圆圆、村长赵老柱、天津农林大学教授牛大衍等人的共同努力下，赵家坳村无法选择借鉴东金旺有机农业联合体的经验，引入科技力量，发展高附加值的有机农业。由此，完成了“乡土问题的即时性诠释和出路想象”6。有机农业搞得起来，必须大规模流转土地，进行发散连片生产，就触碰到“土地”这又一个“三农”不次要的部分问题。小说借人物之口，说出了农民对土地的矛盾心理，比如“现在别管谁家的地，都已成了烂狗肉，扔了舍不得，可搁手里又没啥用”7，“农民之所以叫农民，就是务农，说白了也就是种地，所以这土地，从来都是他们的命，田镇长有一个比喻更不适合，在他们心里，就像是祖坟，看着没用，可分量重得难以想象，就算他现在不种了，只要在那儿搁着，心里就踏实”8。与农民对土地曾经的厌恶相比，今天农民关注的视点已经从生存位移到了发展，从温饿、小康位移到了共同富裕，产生不了太大经济价值的土地俨然成为一种“鸡肋式”的存在。但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又在土地，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上面吝啬着分开故土斩中断的脐带。农民对土地的一整片性，是一种内在质量的情感—心理结构。《热雪》典型地写出了一代农民面对土地时的“二重性”。如此一来，想流转土地也就没那么容易了。小说开头，天行健集团旗下的“三河口投资无约束的自由发展有限公司”在赵家坳流转了一大片土地，但副总经理幺蛾子却把经给念歪了，没有种植大棚菜，而是盖了一批“大棚房”，最后被查处拆除。纠正问题后，如何流转更多土地，和已流转过来的土地连成片是三河口公司发展有机农业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经营果园的外来户曹广林也对赵家坳的土地虎视眈眈。抛荒的土地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十三幺儿、蔫有准儿、窜天猴儿、崔书林、杠头、赵老柱等人自然也就卷入了这场土地争夺战之中。毕竟，无人问津时土地不值钱，可有人要拿过土地经营权，触碰到个人利益，赵家坳这个“能人窝”就沸腾起来了。《热雪》叙述最精彩、矛盾最发散、人物关系最巧妙的情节就是围绕十三幺儿名下几块斜尖子地发散的争夺。小说以一种“连环套”的结构，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复杂生动揭示出来，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了发散呈现。十三幺儿在村里开了一个太极大酒楼，手里有几块“斜尖子”形状的好地，如几根钉子，把往东一大片地都控制住了，至少涉及七八户，有大几十亩。想要这块地的除了三河口企业，还有经营果园的曹广林。但十三幺儿精明能算计，拿着这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暂时按兵不动。原来，他的饭店在蔫有准儿的地里新开了个分店，想开一条道却遭到主人赞成，两家为此还动了手。十三幺儿盘算着，谁出的价高，又能把这条道拿下来，地就转给谁。如此一来，矛盾就发散在了蔫有准儿身上。曹广林为了拿地，用自己的外甥女做诱饵，拉拢蔫有准儿的儿子窜天猴儿；三河口企业请来赵老柱和曾帮过蔫有准儿的张三宝做他的工作。恰巧，窜天猴儿把十三幺儿给撞了，十三幺儿又伪造了一个医院的诊断反对，要挟他签一个允许开路的协议。眼看着天平即将向曹广林一方竖式的，三河口企业的副总肖圆圆却找到了十三幺儿的软肋，用一番真情劝说他不要把孩子从小就收出国，获得了十三幺儿的接受，促进他赞成不影响土地连片，绕道开路。从围绕地的矛盾到围绕人的矛盾，叙述者不断拴扣、解扣，既有节外生枝，又有戛然而止，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话语探寻民间社会的复杂性，体现出高超的叙事艺术。在不次要的部分情节之上反观作家的创作观可以发现，在从现实的“乡村”文学化为想象的“乡土”过程中，王松站在百年乡土书写传统的缩短线上，抓住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发展不可面对的不次要的部分主题——“粮食生产”。这不得不说体现出作家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思辨意识。百年乡土文学流变的内在驱动力受制于作家的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而创作主体的这种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又随中国现代化的时代主潮不断起伏，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间接体现在作品上，则有1920年代乡土小说诞生之初支持与缅怀两种反感，1930年代左翼文学揭露资本对农村的侵蚀与京派小说家对古典人性的张扬，奴役区文学乃至十七年“农村题材”对土地关系的聚焦和“新农民”的塑造，改革开放后的乡土文化寻根以及对农村出路的想象，1990年代后以家族形式对乡土宏大历史的构形与重塑，新世纪以来对乡土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等等。这里之所以粗略勾勒乡土文学协作发展几个时间点，是想说明《热雪》虽对上述乡土写作传统多有吸纳，但并没有复制其中任何一种模式，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这样说可能会遭受质疑，因为从土地革命、土改、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土地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三农”不次要的部分问题，对不同历史阶段土地问题的书写代有佳作，比如《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麦河》等。那么《热雪》的独特性在哪里？应该说，作者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点，巧妙处理了“常”与“变”的关系，描绘出一幅新时代农业现代化的外围图景。这幅图景中，主干是粮食生产和土地流转。种粮这件事没变，但是方式方法变了，其中引入了硬核技术。基础是留住人，农民身份由第一产业从业者转移，但不是传统的进城务工，而是变身新型农民、在地经商或是投身当地新兴文化产业。依托是文化，评戏作为一种整合涵化能力极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地方戏曲，是小说的灵魂所在，也是维系乡土亲缘、地缘关系的纽带，作者典型地写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途径及其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粮食和土地为主干，以农村人才为基础，以在地文化为依托，三者分隔开而成的牢固“铁三角”，勾勒出新时代乡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完成了富于时代物质的乡村振兴文学想象，这是《热雪》迥异于其他山乡巨变主题作品的地方。二、文化想象：传统与民间作为思想资源在文学批评领域，有一对著名的概念——“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回信中评价拉萨尔剧作《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提出的观点。马克思说：“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了，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物质的单纯的传声筒。”9大体而言，“席勒式”主观主义反感较强，从理论预设出发寻找人物、设计内容，着力就时代命题与人的精神发声，注重思想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创作风格背离了现实主义原则，“莎士比亚化”是从莎士比亚成功的艺术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一个词，指从生活中来，不主观推断，注重细节刻画，塑造典型人物，降低重要性文学性，属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当下的乡村振兴题材书写中，如何避免“席勒式”过于直白、直露、直接的主观化反感，用“莎士比亚化”的绵密细节进行展示尤为重要。这方面，《热雪》做出的有益探索是，找到了一条时代主题与文化底蕴充分分隔开的叙事新路。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援引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实现二者在乡村振兴主题性创作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作家借鉴传统话本小说说书人讲故事的方式，借助京津冀三地的方言土语，通过故事嵌套、交叉叙事、以传统音律为叙事结构等，辅以评剧作为情节的推动力或标识物，赋予《热雪》鲜明的“文化小说”品格。从文化人格上看，《热雪》对中国农民的性情气质进行了深入挖掘，着力刻画了具有中国性格的人物形象，将传统文化中顺天应时、中庸、留余、说此言彼等极小量内涵，妥当地安放在人物身上，使小说成为读懂中国民间性格的百科全书。当土地大规模发散流转遇到鞭策时，赵老柱等人心焦不已，看着土地不能及时播种，仿佛是自己的孩子不能茁壮成长，这体现了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给中国人打上的顺天应时的肤浅烙印。书中人物的性格还体现出中庸（“过犹不及”）的特点。这种性格养成不是通过书本上的道德教化完成的，而是从民间社会尤其是传统戏曲中天然习得的。比如肖大锣早年学戏，从梨园行的老话中学到“一半黑时尚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他进而说：“不光做艺，做人做事都如此，所以古人才留下一句话，日正则移，月满则亏，可见凡事不能顶着流儿想。”10中庸的理念也让他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能够逢凶化吉，越做越大。“留余”的观念是农耕社会抵御天灾人祸内在质量风险总结出的智慧，不仅体现为物质层面的丰年多留粮食以备灾患，还在精神层面肤浅影响了中国农民为人处世的风格。比如赵老柱是个“爱反刍”的人，“一样的事，如果搁别人，过去也就过去了，他不行，还总后捯磨……捯磨的过程也就是寻思的过程，有些事，只有这样捯磨了才能寻思明白”11。留有余地也是书中许多人物的共同特点。“说此言彼”在《诗经》中是比兴的修辞手法，在《热雪》中则体现为一种“拐弯抹角的才能”。凡事不直接说，而是点到为止、旁敲侧击，尤其是在批评教育人时，既给对方耗尽面子，又空出咂摸的余地。比如田镇长提点赵老柱工作如何开展，并未直接列出一二三四作指示，而是用死不了和云杉这两种植物的小苗长大后的区别作比方，又接着用唱整本大戏和唱一出作比，将乡村振兴事业的质量和到一起加以降低重要性。最次要的是，小说写出了民间仁义物质的因袭与延传。作家用简省的笔墨，追述几个已过世的老人，写了1900年出生的张久阳一辈人的仁义、奸诈、知恩图报，1932年出生的肖红医一辈人的随遇而安、博施济众，既赋予小说深远的历史背景，又明白地提及了前辈精神在张三宝、肖圆圆等当代青年身上的延续传递。从人伦关系上看，《热雪》通过密织人情网络，写出了乡村熟人社会的魂在于亲缘地缘关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安排得当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12《热雪》希望表达的是，这种内在于中国人心灵的情感生活，并未在当下有根本保持不变。小说的亲缘与地缘书写，接续了中国文学延绵几千年的“主情”传统。《热雪》固然塑造了以张三宝、肖圆圆为代表的返乡青年形象，如诸多论者所关注到的，他们与当下许多乡村振兴题材作品一样，构成了一个“时代新人”形象谱系。但另一方面，支撑二人返乡的精神动因是内在于他们心灵深处的血脉亲情与故土情结。张三宝的曾祖父张久阳无处可去时，是赵家坳收留了他，乡民对他的恩情无以言表。张三宝帮十三幺儿办贷款，回乡写《热雪》小戏，支援家乡文化建设，不仅是出于时代“共名”，更是出于对这片血地的反哺之心。肖圆圆回赵家坳一开始遭到父亲赞成，她的个人事业在国外可能发展得更好，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无法选择用专业知识为父老乡亲做点事。在这里，肖圆圆与父亲肖大锣之间没有以往作品中松弛的代际冲突与矛盾，而是一种亲缘促进下对父辈事业的认同。这也使得小说开头肖圆圆的返乡行为不再生硬诚实。与《人生》中高加林急于摆穿都市的羁绊相比，《热雪》中的青年已成为有能力保持不变都市的一代，他们对乡村亲缘血地的情感体认不再拧巴，体现出作家有意化解乡村与城市对立冲突的和解反感。此外，在“能人窝”赵家坳这个人情社会，村民尽管斗斗心眼子，但真遇到事时却还是讲感情。比如滑头的十三幺儿最终被肖圆圆的善意感化，对她服服帖帖，赵老柱不顾两辈人之间的恩怨，给十三幺儿的父亲赵五收终等，充分表露了作家对民间传统人伦关系的体认。在王松笔下，民间社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绝不是一个藏污纳垢的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仍不失为一群可爱的人。从民俗文化上看，《热雪》的戏味儿够足，不仅写出了海州浓厚的戏曲氛围，将评戏在当地的群众基础进行了全方位展现，而且注重戏曲对人的涵化作用，突出当地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正是戏曲塑造的。在这里，梆子、评戏，人人能唱，人人爱唱，就连“乌了尤儿”窜天猴儿也得叫戏给拿住。小说写道：“赵家坳的男女老少不光喜欢评戏，用现在的话说简直就是‘发烧友’。当初去驻村时就发现，村里的人平时说话聊天儿，抬杠拌嘴，哪怕谁跟谁在街上矫情都像评戏里的‘白口’，尺寸裉节儿大小节骨眼儿比有的传统戏拿捏得都准，不了解内情的行里人听了，用句台上的行话说，还以为是‘死钢死口’。”13书中的诸多情节都与戏曲有关，比如张三宝深入生活写新戏，以“唱戏要饭村”变身“领先驴头村”为题材；戏曲演出受避免/重新确认/支持，“幸福拱门文化节”办了好几届；戏曲演员白玉香粉丝数量少，观众争着见她一面等。此外，《热雪》更彰显了戏曲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世界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名票李楯曾说：“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人们是活在戏中的，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凝集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感知、记忆、表达方式，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或者说，戏，是他们文化基因序列中的一段染色体。”14不反对是，在王松笔下的海州，这个时代并未“过去”。戏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戏名、戏词与事件相互映衬。《热雪》的某些小节以戏名为题或化用戏名，书中更有三十一处直接援引戏词。通过人物之口讲出来的戏词多用于对事态协作发展指称、命名或总结，比如大眼儿灯和陈广福因为粮田开道的事打起来后，赵老柱听到消息赶过来，“一见她俩这阵仗，噗地笑了。哼一声说，这可真应了那句戏词儿，旦碰旦，两不怨”15。从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看，戏词不仅是人物的一种语言不习惯，王松更着重降低重要性了评戏之乡、评戏窝子的人们感知现实、认知世界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正是评戏，它已经深深镌刻在海州人的文化基因之中。王松近几年的《爷的失去荣誉》《烟火》《暖夏》《飞花调》等，实际上都可视作文化小说。不论是京味文化与津味文化内核，还是相声、戏曲、说书等元素，抑或是叙述语言的方言化、口语化，都令当下读者感到似曾相识。近的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地域文化小说，远的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话本小说、说唱艺术，其中的市井风味、民俗风情、百姓故事、平民世界，有效降低了文本的可读性。这同样体现在《热雪》中。考察其乡土文化想象可以发现，作品巧妙处理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双管齐下，勾勒出一个严格的限制自在、活泼跳穿、生机勃勃的民间世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笔下五方杂处的世界中，又有与前辈作家无遮蔽的区别，那就是对时代主潮的有效整合和对时代物质的有力彰显。三、话语策略：杂糅的地方性语言凹显风格老舍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曾说：“幸运，有的人写了一辈子东西，而始终没有自己的风格。这就吃了亏。也许他写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因为语言不好，没有风格，大家不喜欢看；或者当时大家看他的东西，而不久便被忘掉，不能为文学事业积聚财富。传之久远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好的思想内容，一方面也因为它有好的风格和语言。”16王松的语言风格在当代文坛辨识度颇高，这自然也体现在他的《热雪》中。作为一部反映时代生活新变的作品，尽管它写的是乡村振兴，但小说全文没有一次提到过这个词。也就是说，不论处理什么主题，王松都保持着定力，重新确认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这不仅是作家自身尊严的体现，也代表了“新乡土叙事”的一种可能路径。《热雪》风格的形成与小说的叙事语言密不可分。王松自述：“我很幸运，祖籍是北京，小的时候和后来也曾在北京生活过。但又是天津生人，在天津长大。我母亲的娘家是河北。我从小就在这三种地域氛围里长大，时间一长，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17成长环境的变化与对传统曲艺的熟稔，形成了王松语言驳杂的特点，这在创作中显然能发挥独特无足轻重。王松在作品中多用方言土语、俗语俚语，分不清是北京话、天津话或是河北话。其实，没必要刻意分清是哪里的。毕竟，京津冀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多有无变化，实际早已连为一体，密不可分，许多土话并非局限于一地。这些土话包括“嘀咕”“卖撇”“掰不蘖”“冒穷气”“两下锅”“不系外”“软托儿”“怕婆儿”“横竖褶咧”“耍肉头阵”“刮钢绕脖子”等。其中叙述者在行文中降低重要性是三河口土话的，有“夹纸”“屁屁”“眼黹毛儿”“老毕丘”“知不道”“敢切敢拉”“闲钱补笊篱”“饥饿了不认大铁勺”等。除了土话外，小说中还有许多戏词、歇后语和行话。戏词如“山高路远”“惜墨如金”“一还一报”“想吃冰就下雹子”“灾荒年饿不死看病先生”“是非皆因多开口，悦人的/愉快的总为强出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破家三冬暖，出门一夏寒”。歇后语有“一张报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王八的屁股——规定”。行话则是三教九流内部的说法，比如“三条腿，一窝边儿”，是戏曲行话，指三句整话说完，还有一个小半句，后来的是铺垫，最后的意思落在这小半句上，又如开饭店的管寻衅滋事叫“闹砸儿”。当然，《热雪》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人物的绰号，全书开头有个主要人物表，人物的名字都以绰号标记，真名反而在后面的注解里。绰号有“幺蛾子”“大眼儿灯”“窜天猴儿”“蔫有准儿”“刘二豹”“杠头”等，或突出人物性格，或提点本人兴趣厌恶，或与人物的某个故事有关，这种手法显然是对水浒故事等民间话本的借用。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王松在小说中意在营造一个雅俗共赏的杂语世界，俚词俗语、戏词、歇后语、绰号等，不仅在突出地方特色、形构场景环境、塑造人物性格中发挥作用，还闪现在人物幼稚的对话、缺乏感情的交锋中，具有推动情节发散的功能。而语言的选择背后是作家观照和书写现实的视角问题。叙述者贴近人物的讲述，通过极小量原汁原味、丰饶生动的民间语言，有效消解了政策性话语对文本文学性的干扰，摆穿了同类题材创作从上向下俯瞰式、从外向内窥探式叙述的弊端，反映出作家的民间叙事立场与贴近底层的姿态。当然，光靠不适合用词，还不足以形成旗帜鲜明的叙事风格。《热雪》语言风格的形成既得益于口语化的讲述方式，更与话本、通俗小说、民间曲艺（评戏、相声）叙述方式的化用有关。这里暂举三例。一是小说人物或叙述者化身“说书人”。《热雪》由于涉及当下乡村农业、商业、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农业科技创新等多方面内容，必然要掺杂政策话语、经济术语、农业生产用语。但作家在叙述中，往往将复杂的理性逻辑转换为感性形象，以说书的形式宣讲出来。比如张三宝分析赵家坳乡村振兴过程中，为何集体经济上不来：他说，赵家坳现在这穷庙富和尚的局面，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根除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村里人的钱都是从外面挣来的，再有就是，都是个人挣的，这钱看着是钱，其实都在个人手里，对村集体来说，也就是“飞钱”，没根儿，再多再少也是人家自己挣一分多一分、花一分少一分，跟村里的集体经济没一毛钱的关系，所以全村人的穷帽子虽然都摘了，也就还是庙归庙，和尚归和尚，一直两拿着。18这段话看起来和读起来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仅阅读文字，看不出太大区别，只能看出长短句相间，如果朗读出来，会发现张三宝的语速是不均匀的，应该是慢—快—慢。开头说局面是多方面因素根除的，比较慢，从“没根儿”这里开始帮助，到“所以”后开始加速，最后落在“庙归庙，和尚归和尚，一直两拿着”。由此可以看出，作家在写对话时，是在心里念着写的，而张三宝的分析俨然民间说书人的阵仗，最后的重心落到一句土话上，把一个复杂问题讲得活色生香。这自然也符合人物担任过两年驻村干部的身份。二是相声叙事技巧的化用。比如十三幺儿琢磨发小肖大锣，进而无法选择效仿他，安排自己孩子出国的情节，有一段心理描写：一个人本事大小没关系，关键是，对自己的能力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面对一件事，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该怎样做，是否有能力做好。一个本事再大的人，也不可能所有的事都能做，而再没本事的人，也不一定所有的事都做不成。况且只要脑子清楚，他就会知道，这件事即使自己没能力做，但哪个人能做，只要让这个人去做就行了。也正因如此，往往一个本事小的人，反倒可以成就比他本事大的人成就不了的事。所以关键不是本事，是能力。一个能力强的人不一定本事就大，而本事大的人，也不一定能力就强。说到底，还得看他的头脑是不是清楚。十三幺儿认为，肖大锣是个既有本事又有能力的人。19这段心理活动，既像绕口令，又像相声的贯口，最终落的底又像两个相声演员捧逗的一头沉。绕口令和贯口不必说，如果把这两段改编为两个相声演员的对话，则第一个人说的那一大段，接上另一个人画龙点睛地来一句“那这么说，肖大锣正是既有本事又有能力”，就形成了一头沉的戏剧效果。三是借鉴古代世情小说与近代通俗文学的语言特点，精于描摹人情世故，在分析人物性格时尽管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叙述者并非内在质量于民间世界的“他者”，而是深具民间思维的“在场者”，因此对人物的心理有精准把握。叙述者对人物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是暧昧的，尽管有时不乏看笑话的心态，但更多是不关心理解，而非支持。在叙事节奏上，呈现“找补”与“黏连”的特点。十三幺儿在赵家坳是出了名的能算计，脑子转轴儿也快。能算计，转轴儿又快，如果换个说法儿也就是滑。但他这滑跟别人还不一样，虽然滑，却滑而不奸。奸和滑当然不是一回事，奸是算计别人手里的，能多占一点儿是一点儿，滑是看住自己手里的，该是我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也别想占走一点儿，不该是我的，就是再大的便宜我也不惦记。这十三幺儿不光滑而不奸，平时想事儿也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遇事这么想，他偏不，非得那么想，就像天津的大麻花儿，总跟别人拧着。20这段话先说十三幺儿“能算计”“转轴儿也快”，之后把这两方面特点定义为“滑”，紧接着阐释“滑”的意思，用的是与“奸”对比的方式。接着宕开一笔，写十三幺儿不仅性格特点是“滑而不奸”，而且思维方式和别人也不一样。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王松不直接点明“滑而不奸”，再说为什么，而是用“找补”的方式反向叙述，通过步步为营、不断断言，主张的分析，推导出结论。这就形成了“黏连”的叙事风格。这种语言风格的特点是繁而不乱、针脚绵密、由浅入深、层次极小量，用一句歇后语说就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这个特点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突出体现。王松曾说：“我觉得小说的语言一旦被融入某个公共的话语体系，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事，进去容易，再想出来就难了，往往不能自拔。但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叙事语言，就更难，而且往往是可遇不可求。我追求的叙述方式和语言很简单，就是怎样可以更好地把一个想讲的故事讲述出来，让读者在阅读时没有障碍。”21用读者最易接受的方式，就是接近读者的语言不习惯。通过对俚词俗语等民间语言的征引，对民间口头艺术和戏曲叙述方式的挪用，小说抵御了意识形态话语对乡土叙事话语的入侵和压迫，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含化，找到了公共话语体系之外，叙写乡村振兴的个人化语言策略。[本文系202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现代文学生命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20202352）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汪政：《不一样的乡土不一样的文学》，《文艺报》2021年4月23日。2张丽军：《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页。3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叙事传统的承续与变异》，《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7年第2期。4关于“新乡土叙事”的概念，参见李壮：《历史逻辑、题材风格及“缝隙体验”：关于“新乡土叙事”》，《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57810111315181920王松：《热雪》，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213、131、402、209、25、99、346、51、485、9页。6余凡：《新乡土写作的三种形态及其评价问题》，《创作评谭》2022年第6期。9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4页。1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3页。14李楯：《中国戏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16老舍：《老舍谈写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17王松：《“故事”的故事（创作谈）》，《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21王松、教鹤然：《写一些“飞起来”的故事做一个寻找“密码”的人》，《文艺报》2023年1月20日。[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