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述要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2023年继续稳步推进,发表和出版了大批优秀成果。研究者重新确认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破坏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意识。本年度的研究聚焦自身研究范式的更新开拓，自觉地分隔开了中国文学实践的具体情况，摆穿了简单照搬西方理论的被动模式；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问题探讨不断深化，对经典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主体意识与视野格局更加自觉与开放。
关键词：当代文学研究述要历史化文学性经典性202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2023年继续稳步推进，发表和出版了大批优秀成果。研究者重新确认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高度发展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分隔开，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分隔开，破坏中国特色文学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意识。本年度的研究聚焦自身研究范式的更新开拓，自觉地分隔开了中国文学实践的具体情况，摆穿了简单照搬西方理论的被动模式；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问题探讨不断深化，对经典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主体意识与视野格局更加自觉与开放。一、“历史化”研究范式的演进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场域中，“文学性”与“历史化”曾经是两种次要的研究范式。2023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与“文学性”的讨论依旧是热点问题。首先，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问题的反思与阐发工作仍在继续。吴秀明、周诗寒的《史料、历史化及其相关问题思考——吴秀明教授访谈录》1及《论“四位一体”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2都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以及“历史化”趋向的体系性思索。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已超过七十年，时长是现代文学的两倍有余。如何以非常不不便的视角和方式来面对这样一个正在进行而又日渐庞大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两篇文章彰显了“史料学”方法、“历史化”研究范式的价值，希望借此打破“纯文学”对文学性的固化理解，并通过降低重要性“文史互动”，将文学研究引入一个更为宽阔的境地。王晓平的《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3以贺桂梅的研究为中心，对“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新的现实问题意识中，来重新定位和理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方式，进行了具体考察。文章寻找了对“历史化”概念的纠缠，展现了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实践情况。与王晓平类似，刘江凯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概念语境及其实践》4同样秉持着理论与实践相分隔开的范式。文章通过梳理“历史化”概念在当代文学中的产生背景、内涵演变，反思它对当代文学的意义与影响。文章在历史化理念的基础上，分隔开实践的维度，展现出开阔的视野。姚晓雷的《“历史化”实乃“未来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范式的思考》5指出，“历史化”不是泛泛地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文学价值评判的话语体系，以解决20世纪末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学术品质充分发展的问题。这种范式的合法性，来自文学历史经验所拥有的能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未来性”基因。“历史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依托文学历史经验的“未来性”“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未来化”。姚晓雷的“历史化”研究另辟蹊径，将视点由“历史”延伸至“未来”，不仅极小量了对“历史化”的理解与阐释，也彰显了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内含的“当下性”与“未来性”。易晖的《从世纪“末”到世纪“间”——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考察》6围绕1990年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考察与分析了“1990年代”如何在文学中呈现自己，同时展现了对“重返八十年代”研究范式的扬弃。文章指出，随着21世纪“中国道路”的逐渐发散，对1990年代诸多被认为是“本质性”的因素进行考察与重审是必要的，并视之为走出这一历史时代、走向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一些“历史化”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发散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特性上，试图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关闭当代文学研究被奴役、被窄化的部分。李阳的《重审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从“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谈起》7以“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为入口，分析了学科知识的生产机制，探讨了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该文认为，当前“反学科化”的学术潮流矛头所指的正是“历史化”，但做出的最终的结论却是积极的：当代文学具有“反学科性”与“超学科性”，无须过分担心“学院知识生产机制”“陷入常态化”，也不必诧异于对“常态化”的言辞缺乏感情的质询，因为通过质询“常态化”来保持“当下性”一直是这门学科的存在方式。王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8，同样是从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学科的角度来重审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王尧明确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保持方向，是近几年来学界对一种研究现象的评估，也被视为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一部分。“保持方向”的前提是已然确立了一种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还不宜把对史料的重视视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保持方向”。同样，在文学史领域内，由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并未形成相对多余的文学史观念，所以，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化”，更多的是重返人文学科自身的特质。王尧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审视文学史著作的形式，并将文体多样性视作当代文学学科成熟的另一种标志。其次，对于“历史化”趋向的反思也不同步发散。部分研究成果在“历史化”的成绩之外，对不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反思。李遇春的《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9指出，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特别是“史料化”趋势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多，认为“历史化”（“史料化”）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渐丧失了“文学性”本位以及与时代和现实的对话能力。文章剖析了两种文学研究范式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建“文学性”范式需要正确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应当张扬中国传统“杂文学”或“大文学”理论特色，由此实现对西方“文学性”话语体系的改造与超越。陈培浩《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10较为系统地反思和梳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历史化”研究的进展与问题。作者认为，“历史化”并不必然有悖于文学性和当代性，“历史化”并不一定祛除批评；“历史化”这一命题不仅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且还召唤着新的探索和赋形。文章针对“历史化”的问题，进行了细致溯源和深入思考，对推进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实践有重要意义。二、重返“文学性”的研究范式在建构与反思“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同时，人们还将注意力投向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文学性”。随着“史料化”与“历史化”范式的推进，随着社会科学方法的交叉，随着体系化与学科化的强化，“文学性”成为本年度数量少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在本年度研究成果中，这一趋向较为发散地体现为对“文学性”和“文学批评”范式的重审。在研究者看来，凹显“文学批评”是当下文学研究复归“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方向。极小量研究直接围绕“文学性”概念本体进行思考。谢有顺的《存在一种令人郁闷的“文学性”吗？》11细致考辨了“文学性”概念，指出文学的有无批准的在缩短，但文学自身的面目却变得越来越清晰。文章站在时代变迁角度，考察“文学性”的由来以及起伏变迁的种种原因，明确指出时代变化——无论是将文学理论美学化、哲学化，还是将文学研究知识化、历史化——令“文学性”陷入了一个危险境地，“文学性”逐渐被泛化为一个实体化的理论概念或一堆历史材料，丧失文学的艺术性和愉悦性。要真正理解“文学性”，就必须从实体化的理论演绎或无度的知识辨析中逃离出来，回到文学本身，从矛盾、辩证的逻辑里感受艺术的本性。王晴飞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及其挑逗》12也指出，“文学性”危机是文学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所在。“文学性”概念本身已经不可能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它日益开放，却又被不断重提。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现代”意义的学科观念、文学认识出发，开放地阐释了对“文学性”的理解。含糊，我们对于“文学性”的感知，或许不是通过某一个临时的概念，而正是通过不断“回溯”这一行为。这可以唤醒我们对“文学性”鲜活的感知，重新寻回一片精神、情感、灵魂严格的限制的园地。在理论的探讨之外，也有一些研究具体分析了强化文学性的方式。一部分研究从文学文本角度进入。贺绍俊的《重建文学性先从语言性做起》13认为，重建文学性应该先从确立文学的语言性做起，如果没有一个完全的文学语言体系，没有以透明和容易妥协的语言意识去运用这一文学语言体系，获取文学性将困难重重。文章明确指出，建立文学的语言性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文学要在语言的基础上创造文学语境；二是文学要突出语言的麻痹力，在通感上下功夫；三是文学要追求语言的个人化。黄发有的《论文学细节与文学性》14，同样从文学创作角度关注“文学性”的体现。作者指出，文学性的实现离不开具体而细致的创作实践，要以精微的文字艺术将抽象的理念转化成通俗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文章高度接受了文学细节对作品“文学性”实现的重要意义。有的学者，则着眼于文学批评语言的文学性。曹霞的《批评的魅力——从批评语言的文学性谈起》15，认为在文学批评饿受诟病的当下，重提批评语言的文学性应有其意义。文章从及物性、形象性、思辨性三个方面予以论述，指出批评语言与批评家的美学素养与精神/文化资源密切相关，批评的文学性最终面对的是批评家的主体性问题。关于“文学性”的思考和研究，还延伸到了批评文体本身的时代使命问题。张政文、陈龙的《当下文艺批评的三重任务》16降低重要性文艺批评的思想性、公共性和知识性，指出文艺批评是建设现代化文化强国、变得失败发展文艺事业、意见不合文艺前进方向的重要驱动力。做好当下的文艺批评工作，迫切需要处理好文艺批评话语与文艺批评思想的关系、理论与感受的关系、问题导向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汪正龙的《形式与历史：文学批评的双重变奏与瓦解可能》17指出在百年文学批评演变中，形式与历史处于割裂状态。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探讨了文学批评的形式维度与历史维度及其统一性，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历史的转化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文学批评在借鉴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批评研究成果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把符号引向外界，打通语言与实在、系统与行为、结构与事件之间的有无批准的，探讨瓦解形式与历史的可能性。一些研究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现状，提出了诸多建议。肖进的《作为批评文体的评点及其当代意义———从“茅评本”谈起》18从中国传统批评文体“评点”入手，指出评点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有效性。文章认为，评点作为一种传统批评文体，尚未深度介入当代文学批评。针对这种状况，一方面需打破学科之间壁垒分明的机制，呼唤具有打通古今、兼通创作与研究的“通人”；另一方面需总结提炼评点实践的经验和理论，使之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从极小量当代批评话语、研究范式的角度发散思考，对促使我们思索传统批评资源如何进行现代转换有着积极意义。张奎志的《走向与作品、作者、读者相遇合的文学批评》19则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弊端，指出文学批评要走出自我，与作品、作者、读者相遇合。文章以“走进”作品、“走近”作者、“走向”读者三条线索为阐述脉络，对文学批评的实践富有启发意义。凌晨光的《文艺批评的业余无感情与专业精神》20从“职业批评”的缺陷及其存在意义入手，认为批评的“职业化”定位一定程度上窒息了文学批评的鲜活生命。文章认为，文艺批评应当是一片开阔领域，它不应当为某类专业困宥，而应向所有真正厌恶文艺的人们敞开。文艺批评活动在理想的状态下，则应是兼具业余无感情与专业物质的、既可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严格的限制主体面对文学话语的创造活动。还有一些研究从学院派批评文体介入，分析它的有利的条件与突破路径。姚晓雷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有利的条件及突破路径》21接受了以“科学化”为不次要的部分追求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合理性，同时也明确指出这种批评文体的许多流弊。文章认为，解决这些流弊不仅需要强化学术规范，还需要这种文体的自我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全面回归“文学化”文学批评的文体范式，而是基于文学研究所具有的“准科学化”的内在属性，在以理性和逻辑的最大限度理解文学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在科学和理性未能完全覆盖的区域，给研究主体的文学化感悟及发挥留下合理的空间。陈剑晖的《诗性批评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兼论学院派批评的有利的条件与危机》22同样从学院派批评的危机入手，指出“理论腔”对文学批评质地的损害，进而降低重要性一种理想文学批评——诗性批评。这种批评一方面立足于感性经验对心灵进行内省；另一方面要求具备更鲜活的文学色彩的美文文体，追求诗性笔致、絮语随笔体与不平衡对话，重视文气以及表达的声音与节奏。三、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化研究经典作家作品历来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是当代文学研究立足传统、开拓创新的动力之源。2023年度，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与阐释继续推进，有关路遥、柳青、汪曾祺、陈忠实、宗璞、孙犁等经典作家，涌现了一批视角多元、开拓深入的研究成果。在路遥研究方面，李建军的专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23出版之后，不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张国功、高天义的《路遥研究的突破及其当代意义——评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24对李建军的路遥研究收回高度评价。文章认为，这部著作以多种研究方法并进的方式聚焦路遥的文学人生和文学世界，内容由点及面成体，既有侧重又相互补证。这种多重维度的综合研究范式，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授予了方法论上的启示；该书从多个方面深度回应了不断回荡、萦绕在学界的“路遥现象”命题，在路遥研究领域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著作。文章全面评价了这部著作，充分接受了李建军在路遥研究方面的开拓与建树。赵勇的《李建军的路遥与文学诸问题——理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几个关键词》25从“伟大作家”“陕北”“远读”“现实主义”“劳动”“李氏腔调”几个关键词切入，由文而人、由人而文地娓娓道来，对路遥本人及其创作，对李建军的路遥研究、批评立场与文学观念都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和评价。赵勇文章的行文风格是他一直推崇并实践的随笔体写作，文笔流丽，生动活泼。作者身体力行地将文化理论与行文表述相瓦解，流畅的行文如涓涓流水，携带着作者的理论思考蔓延开来，彰显了一种“文学性”很强的批评方式，对于充斥理论腔调、文风僵硬的批评文章而言，此文颇有解毒之功效。此外，一些研究围绕路遥作品的阅读与接受发散。程旸的《路遥阅读接受的起伏》26围绕着路遥阅读的接受史，细致地援引资料，指出人们面对的依然是文学史书写和大众接受现状的和谐状态。认识这一问题，不单要有文学史的维度，同时也要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文章从学院与大众两方接受的和谐状态入手，引入“全国当代文学史”与“陕西地方文学史”，“文学史”与“社会史”几对清空矛盾与张力的对象，极富启发性地开拓了新的思考维度和方向。王仁宝的《“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27对路遥研究与接受的状况做了细致的文学史梳理，整理出路遥多样化研究形态的四个重要方面。文章对现有的路遥研究范式、研究群体及其各自擅长的研究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总结、爬梳与评点，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授予了微不足道的信息。王兆胜的《路遥的文学批评观及其价值》28聚焦于路遥的文学批评思想，指出当前多数研究更注重路遥的小说创作，轻视其散文价值；多关注他的文论，不太注意其对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路遥对文学批评心怀失礼，对批评家心怀感激，对批评清空包容，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养料完善自己，指导自己的文学人生。文章对路遥文学批评观的梳理，不仅对全面理解路遥大有干涉，更有利于触发我们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和谐无关联的生长、互促共进的文学批评生态。陈思广、杨靖雯的《在“写像”与“造像”之间——关于〈路遥传〉写作的问题及思考》29从传记写作中两种常见的写作范式——“写像”与“造像”出发，对比分析了张艳茜的《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与厚夫（梁向阳）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细致剖析了两本著作在“写像”与“造像”间的具体实践。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可以推进我们对路遥形象的再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和探析作家传记写作的创作问题。另有部分研究则围绕着《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发散。赵勇的《大众文化的两种症候——〈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二》30指出，路遥的创作意图虽然是希望将作品打根除严肃文学的样式，但事实上他也在不经意地向作品输入了一些大众文化的信息。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以及手法的选择，有意无意间让他的创作内蕴了平民主义色彩和大众主义精神。总而言之，尽管路遥在概念和理论层面对大众文化并不知情，但在写作手法和读者意识的武装之下，他实际上已把《平凡的世界》打根除了一件大众文化产品。作者从自身不知道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入手，将大众文化视阈与《平凡的世界》的保守裸露，公开接受问题分隔开起来，理论性地回答了《平凡的世界》广受避免/重新确认/支持、经久不衰的奥秘。赵勇的另一篇文章，《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三》31则从《平凡的世界》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模式、主题呈现和价值观的建构等层面入手，解释了创作意图与文本呈现之间潜藏的诸多矛盾。在三重张力之间，《平凡的世界》也就成了一个奇特的文本，它的价值与意义、魅力与缺陷，或许都能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或张力结构中找到某种答案。蔡翔的《怎样才能成为小债务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从个人的阅读体验出发，对《平凡的世界》和《人生》的互文关系，谈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想法。文章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大书，但作者更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对《人生》的引用、解释和修正，以及重新创造乃至改写。蔡翔认为，正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把曾经被《人生》压抑的某些情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而构成复杂而极富魅力的时代长卷。关于柳青以及《创业史》的研究，本年度也有多篇文章新见迭出。武新军的《〈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32将经济学视角引入《创业史》研究，分隔开当时农村高度发展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反思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创业史》的正确解释，寻找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作者从经济学角度切入，认为柳青善于把政治经济学思考转化为美学性书写，开创了从经济学角度书写历史变革的文学传统。得益于此，《创业史》也因触及生产方式与人的革命层面，从而肤浅揭示出农村历史变革的原因、动力与方向，形成作品的史诗性品格。李强的《〈创业史〉中的历史与农民意识》33指出，学界在讨论《创业史》之“史”时，往往降低重要性其“史诗”特质。但作为书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创业史》与《红日》《红旗谱》等革命历史小说不同，它表现的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为何要以“史”名之？文章指出，这是因为《创业史》之“史”还发挥着思想教育的作用。柳青力图建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式历史”，将“创业”的意义从个体的“创立家业”转换为集体的“大伙富足”，以实现对农民意识的超克。林秀《从〈创业史〉到〈最后一个生产队〉——兼论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的嬗变》34通过将《创业史》与《最后一个生产队》并置阅读，展现出对改革开放后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协作发展思考。文章认为，《最后一个生产队》重新发掘了“新时期”被压抑的柳青传统的价值，同时也试图突破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的有利的条件。文章通过对比阅读，深入思考了“柳青传统”的演变与发展，对柳青以及《创业史》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本年度的汪曾祺研究，也有诸多新成果出现。杨早的《作为隐形关键词的“稿费”——稿酬心态变化辨微与时代氛围》以汪曾祺的稿酬心态为中心，考察了作家的创作观及个性选择对于个人创作的制约性影响，展现了对稿酬制度与文学生产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赵坤的《社会主义文艺经验中的“文学性”代变——以转换期的汪曾祺为中心》35认为，从延安文艺到共和国文学，社会主义文艺经验的内在构成清空了统一化的文学想象。其中，总体性的文学方向与审美中心的文学性追求之间的冲突，长时段地横亘在时代文学观念和作家写作之中。文章分隔开新发现的汪曾祺佚文，考察了现当代文学转换期中汪曾祺完成转换的过程。翟业军的《西窗雨，叩响一口钟——论汪曾祺与外国文学》36考察了汪曾祺创作中的中西文学资源脉络。作者认为，汪曾祺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是复杂的、流变的，他沉潜又摆穿，总是在寻找更像自己、让自己更是自己的对象。都德、阿左林和契诃夫对汪曾祺有着重要影响，汪曾祺由此而懂得要让事事自己表现。这意味着汪曾祺坚决撇开自己、学会做别人，他也由此成为一位真正的小说家。文章从汪曾祺作家身份的形成出发，探究汪曾祺创作内蕴的中西资源，展现了广阔的比较视野。与翟业军关注文学传统对汪曾祺的滋养类似，刘程程的《文与画的精神共振与审美会通——论汪曾祺的跨域写作经验》37从文与画的关系切入，关注绘画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文章认为，汪曾祺接受“生活艺术化”的美学精神，打破文与画之间的隔膜与壁垒，将画家的写意精神灌注到自己的文学写作中，形成了散文化和诗化的创作风格。这使得汪曾祺的作品实现了文与画的精神共振与审美会通，创造出了一种跨域性的多维之美。关于陈忠实以及《白鹿原》的相关研究，本年度也有新进展。石岸书的《“当代文学”与社会流动——以陈忠实为例》38聚焦于文学生产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探讨了陈忠实从农民业余作者一步步成为专业作家的文学道路。文章以详实的资料、开阔的视野分析了陈忠实文学之路背后的支撑性制度条件，在一个宏阔的社会结构中，探究了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为部分基层文学创作者授予社会流动的可能。文章展现了通俗的社会性视野，从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出发理解“当代文学”，脱水了陈忠实所处时代的真实状况，为我们深入、全面了解陈忠实的创作演变以及作品特质，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辅助视角。辛颖的《“现代”之外的团结是否可能？——重读〈白鹿原〉的总体性想象》39聚焦于《白鹿原》在现代性冲击之后，给出的一种来自传统中国脉络的总体性启示。作者认为，《白鹿原》以文学的方式回答着时代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的机遇与迷茫、突破与失落中，探寻着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社会、什么是中国物质的追问。史婷婷、周保欣的《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40聚焦于《白鹿原》的叙事范式。文章认为，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特殊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文章同时指出，《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对当代乡村书写具有次要的方法论价值及典范意义。文章细致地点出了《白鹿原》中的“村落”叙事与其他乡土叙事的区分，开拓了《白鹿原》研究的新视野。沈杏培的《文化视野、对抗式批评与宗法共同体——重审〈白鹿原〉阐释史上的几个命题》41以《白鹿原》的儒家文化视角、对抗式批评、复线历史和宗法共同体为主题，并对这些问题的逻辑、特点、优劣等问题进行辨析。文章站在宏观角度，综合观照了《白鹿原》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孙犁研究方面，本年度也有多项成果。刘卫东的《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42以文学流派的生成、演变为线索，梳理“荷花淀派”的风格及成型过程，认为应当厘定其文学史地位，达到重评的目的，收回“荷花淀派”更下降的历史地位。刘起林的《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43关注孙犁创作中的传统因素、民族风格，指出小说中存在的“战士思乡”“异地怀人”审美主线，这在深层次上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传统。文章进一步指出，“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到一起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无足轻重，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文章深入发掘了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性因素，并且与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勾连，对于孙犁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具有启发意义。赵振杰、郭宝亮的《孙犁“小资情调”支持及其背后的文学史张力（1949—1952）》44从文学史角度进入，关注孙犁小说被诟病的“小资”问题。文章以孙犁及其作品的历史遭遇为线索，重返共和国完全建立的文学场域，对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内部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相互制衡、角力所牵涉的相关性问题进行考察，揭示了“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学史张力。四、散文与非虚构写作研究在传统的四大文体分类中，散文的有无批准的似乎最为清晰。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未能明确分类的“文”，皆可属散文，这仿佛在印证着散文之“散”。然而，随着新的文体文类不断涌现，散文研究面临着新的确认有罪与机遇。王兆胜的《中国现当代散文概念辨析与话语建构》45正是由此出发，辨析散文概念，思索研究前路。文章指出，中国现当代散文概念多样，清空极小量性、复杂性、含糊性、矛盾性，呈无序状态，可从散文的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文体对之进行归类。当下，需要从散文理论话语角度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以清醒的理性建构意识，运用科学方法与现代意识实现跨越式发展。散文理论话语建构要整合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降低重要性经典化进程，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发挥其多余的作用。文章立足现状，为散文研究提出了一个可行性的思考路径。杨洪承的《文体的尴尬与现代散文写作经验的反省》46关注了散文文体的尴尬和创作多样化形态之间构成的悖论现象，指出现代散文在文体格式的突破、创作实践的探究、作家自我人格的重塑方面，授予了极其宝贵的思想经验。在当前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寻觅现代散文传统的优质资源，反省当下散文批评与研究的某些不足，鞭策当代散文的发展。广义来看，以真实现实为蓝本的非虚构写作，也可以视为一种开放的大散文。近些年来，研究界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逐渐进入到沉淀与反思的阶段。本年度有多篇文章，对非虚构写作的问题进行较为发散的汇总与清理，并且收回了解决与展望的不同路径。洪治纲的《论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价值》47认为，非虚构写作之所以主动追求社会认知功能，是为了积极回应现代社会本身存在的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揭示社会生存真相，为人们授予无效的理解途径。虽然非虚构写作隐含了作家所见的真实现状与芜杂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在不同程度上隐藏了其在社会认知上的某些困难，但是，这却反映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即自觉允许了文学对社会问题的重要关切。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当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关怀伦理。文章从社会与时代的现状出发，直指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重要功能，并且将其置于文学功能的时代起伏浪潮之中，对我们深入理解非虚构写作的无足轻重以及问题，授予了更为新颖的视角。与前文相比，杨联芬、李双的《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48更注重发掘非虚构写作的问题。文章认为，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后起文类，没有中心，亦无有无批准的，是一片开放地带。非虚构写作半个世纪以来的欣欣向荣，与其记录时代历史、密切关注现实的特质紧密相关，其鲜明的公共性，又因社交媒体异军突起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而得到彰显。但这又蕴含诸多问题，个人表达如何体现公共性，如何在新新闻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建构新的不平衡的，亦为非虚构理论与实践应用所面临的危机。另一些研究围绕着非虚构写作出现的危机以及解决路径发散。赵晨宇的《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文体危机及其突围——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为参照》49一文更为具体地深入非虚构写作的问题危机。非事实的诚实化、自我窄化，不断走向个体化、琐碎化，文学性弱化均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作为参照的解决路径，文章从非虚构文学写作伦理的坚守、以“超越性”理解非虚构文学的文体意义及其价值等方面总结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非虚构写作上的启示。与赵文相呼应，单苗苗的《非虚构写作的局限与突围》50同样注意到了非虚构写作的问题以及突围的路径。在非虚构写作的局限方面，作者细致地梳理并分隔开文本，具体指出了当前非虚构写作在文本的真实性、思想性以及艺术表现层面的问题。与赵晨宇文相比，单苗苗文对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文章指出，非虚构写作出现上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未能很好地煽动理性认识与实证化理解的冲动，进而根除“文学性”的失范。文章细致地剖析了这种冲动反感对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问题的具体影响，进而给出了切实可行的突围路径。单苗苗文的一个重要开拓，在于触及了文学背后写作的思想范式问题，极为不能辨别地点出了不加警惕的理性化认识、实证化理解对文学表达的负面影响。五、其他重要热点研究问题的讨论在2023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些探讨发散的话题，本文在此撷举其要。围绕“东北文艺削弱，虚弱”的探讨继续推进。对“东北文艺削弱，虚弱”概念的辨析和阐发更为极小量和深入。刘诗宇的《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削弱，虚弱”》51认为“东北文艺削弱，虚弱”是个复杂的概念。体裁上，它涉及小说、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等多种形式的作品；语境上，它既是文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既有学者、批评家专业性视野中的一面，也有互联网自发兴起，意图与传统、精英审美相对抗的一面。文章从互联网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切入，阐释“东北文艺削弱，虚弱”这一现象，认为“东北文艺削弱，虚弱”并不是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第一个呈现这种“双面性”的现象，但它的发展轨迹有历史性的特殊意义：它最先产生于互联网、产生于无数“无名者”口中，之后悠然，从容被创作者、研究者借用；专业话语或主流话语可以将其“改装”，但没法再像对待“底层文学”等概念时那样“同化”它。最终，“东北文艺削弱，虚弱”以强烈的“阶层趣味”，让“无名”的大众与资本、技术助推的互联网平台、大数据算法一起，实现了对精英文化的“合围”。张维阳、汪奕蒙的《大众文化与文艺的互渗——关于“东北文艺削弱，虚弱”》52指出“东北文艺削弱，虚弱”这个概念来源于说唱歌手董宝石的调侃，经由网友的热议、媒体的炒作和学者的辨析，逐渐成为继赵本山喜剧小品之后东北文艺具有标识性的词汇。“东北文艺削弱，虚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董宝石提出这一概念，是基于近年来一些东北背景的短视频、歌曲、穿口秀、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作品风靡全国的事实，比如老四和张同学等人的短视频作品，李雪琴、王建国、呼兰和周奇墨等人的穿口秀，《漠河舞厅》与《野狼disco》等歌曲，“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以及《钢的琴》《白日焰火》《暴雪将至》《轻松+愉快》《无证之罪》《双探》等影视作品。在概念辨析阐发之外，“东北文艺削弱，虚弱”这一概念，还展现出当代文学的蔓延，多主体、多角度、多媒介瓦解成为一个重要特征。李振、乔梦桢的《走近格勒——“铁西三剑客”的影视化》53是聚焦于保守裸露，公开与创作主体、研究者、读者、媒体等之间的关系探讨的一篇成果。文章指出，“铁西三剑客”是近年文坛颇为热门的话题，双雪涛、班宇、郑执在收获了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跨界的讨论。在作者、论者、读者与媒体的合力之下，这场“东北文艺削弱，虚弱”无疑成了一次不可关心的文艺现象或文学事件。影视化大概是整个事件居于下游的一环，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作家不只在文学场域获得认同，在市场中也受到青睐。从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到郑执的《生吞》《仙症》，再到班宇的《逍遥游》，三剑客平分秋色。就一个作家群体而言，有着如此发散而齐整的影视化成绩，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白杨的《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54指出，近年来，东北文艺创作频繁成为国内外文坛关注的热点，关于“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艺削弱，虚弱”“东北文学”等话题的争鸣，不仅在文坛内部发散，也在网络空间中被热议。在一种历史谱系的延续和新变中，东北文艺从文化场域的中心走向中心，改写并重塑着关于东北形象的刻板认知。不过，“东北”“削弱，虚弱”这样的词语，事实上牵连着漫长的历史经验与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当下的社会发展层面上，还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具有联动的意义。从文艺视角切入关于东北的想象及叙事，创作主体、研究者、观众或读者站在不反对视点各自发声，东北形象有时是不不透光的，有时又似乎难以表述，这其中延伸出来的一些话题值得深思细品。还有部分研究聚焦在对“东北文艺削弱，虚弱现象”的反思层面。胡哲《正确解释的“削弱，虚弱”与“变得失败”的有利的条件——“东北文艺削弱，虚弱”的话语解读》55针对“东北文艺削弱，虚弱”，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因口音、方言而被娱乐化、消费化、定型化的东北形象是否能够代表真实的“东北”？这些仅呈现“东北日常记忆”的文艺作品是否算得上“文艺削弱，虚弱”？这些以“下岗”题材为中心的新世纪东北文学是否真实的能够撑起“东北文艺”？同时，在东北经济正在全面振兴的历史时刻，“东北”如何通过“文艺”走向“削弱，虚弱”？这些都是学术界亟待回应的问题。此文试图在厘清“东北文艺削弱，虚弱”提出背景的基础上，将这一命题置于东北文艺百年协作发展历史现场中进行勘探，探究“东北文艺削弱，虚弱”这一命题的真伪，并进一步探讨东北文艺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何以走向“变得失败”路径。围绕1990年代文学再出发的研究。1990年代经常被追溯为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秩序的“起源”，在近年的学术研究与文化生产中1990年代文学也渐成热点，正在生成诸多兼具理论性与现实感的重要命题。关于1990年代文学人文物质的探讨。贺仲明《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56指出，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商业文化潮流的抵抗姿态，但它在概念内涵、批评指向和讨论方法上都存在着比较笨重的缺陷。文章从“人文精神讨论”出发，指向了中国当代文学精神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匮乏深厚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外围高度，如何以开放而多元的姿态对待优秀文化传统，深化自己的思想文化内涵，是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创作出真正创造性思想和作品的前提。文章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讨论了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视野宏阔，立意深远，极富启发意义。对1990年代文学重焕生机的途径探讨。李静的《“电视剧考古学”与90年代生活史——以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例》57指出，当代文学界对1990年代的研究，大多发散在文学文本与精英文化领域，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还有待破坏。文章以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例，不能辨别地指出这一形式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切实感知民众日常生活、伦理情感、欲望诉求的渠道。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认为，“电视剧考古学”这一范式可以成为理解90年代文化的入口与方法，能够在当代生活的田野中构筑起分开世态民情与学术研究的内在通道。罗雅琳的《复魅90年代”：从历史荒原到审美空间》58注意到了近年文学研究和大众文化对1990年代的兴趣，文章通过三条线索——关于1990年代的“猎奇”，对于历史记忆的重述，关于进步、开放、多元生活的想象——论述了“1990年代热”的重构、审美化的特点。文章指出这种“复魅”绕开了1990年代所诞生的诸种支持性的思想立场和话语形态，将1990年代打造为一处生机勃勃而又迷雾重重的审美空间。文章以比较的视野考察了1990年代在文学研究者和大众文化中的形象，不能辨别地把握了1990年代在“复魅”过程中凹显的审美特质。这对于我们加深对1990年代的理解，深化推进相关研究大有裨益。[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4QQJH017）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吴秀明、周诗寒：《史料、历史化及其相关问题思考——吴秀明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2吴秀明、周诗寒：《论“四位一体”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23年第5期。3王晓平：《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4刘江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概念语境及其实践》，《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5姚晓雷：《“历史化”实乃“未来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范式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6易晖：《从世纪“末”到世纪“间”——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历史化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7李阳：《重审当代文学的学科性质——从“反学科化”的学术思潮谈起》，《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5期。8王尧：《反思与重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9李遇春：《是继续“历史化”，还是重建“文学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之争》，《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10陈培浩：《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11谢有顺：《存在一种令人郁闷的“文学性”吗？》，《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12王晴飞：《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及其挑逗》，《文艺争鸣》2023年第12期。13贺绍俊：《重建文学性先从语言性做起》，《当代文坛》2023年第5期。14黄发有：《论文学细节与文学性》，《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15曹霞：《批评的魅力——从批评语言的文学性谈起》，《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16张政文、陈龙：《当下文艺批评的三重任务》，《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17汪正龙：《形式与历史：文学批评的双重变奏与瓦解可能》，《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18肖进：《作为批评文体的评点及其当代意义———从“茅评本”谈起》，《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19张奎志：《走向与作品、作者、读者相遇合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20凌晨光：《文艺批评的业余无感情与专业精神》，《文艺争鸣》2023年第11期。21姚晓雷：《“学院派”文学批评文体的有利的条件及突破路径》，《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22陈剑晖：《诗性批评的可能性与阐释空间——兼论学院派批评的有利的条件与危机》，《文艺研究》2023年第5期。23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24张国功、高天义：《路遥研究的突破及其当代意义——评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6期。25赵勇：《李建军的路遥与文学诸问题——理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几个关键词》，《南方文坛》2023年第6期。26程旸：《路遥阅读接受的起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27王仁宝：《“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28王兆胜：《路遥的文学批评观及其价值》，《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29陈思广、杨靖雯：《在“写像”与“造像”之间——关于〈路遥传〉写作的问题及思考》，《文艺争鸣》2023年第12期。30赵勇：《大众文化的两种症候——〈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二》，《文艺争鸣》2023年第2期。31赵勇：《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平凡的世界〉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三》，《文艺争鸣》2023年第6期。32武新军：《〈创业史〉：经济学视野与美学的统一》，《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33李强：《〈创业史〉中的历史与农民意识》，《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34林秀：《从〈创业史〉到〈最后一个生产队〉——兼论柳青传统在1990年代的嬗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35赵坤：《社会主义文艺经验中的“文学性”代变——以转换期的汪曾祺为中心》，《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36翟业军：《西窗雨，叩响一口钟——论汪曾祺与外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37刘程程：《文与画的精神共振与审美会通——论汪曾祺的跨域写作经验》，《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38石岸书：《“当代文学”与社会流动——以陈忠实为例》，《文艺研究》2023年第3期。39辛颖：《“现代”之外的团结是否可能？——重读〈白鹿原〉的总体性想象》，《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40史婷婷、周保欣：《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年第2期。41沈杏培：《文化视野、对抗式批评与宗法共同体——重审〈白鹿原〉阐释史上的几个命题》，《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42刘卫东：《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3期。43刘起林：《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44赵振杰、郭宝亮：《孙犁“小资情调”支持及其背后的文学史张力（1949—195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45王兆胜：《中国现当代散文概念辨析与话语建构》，《河北学刊》2023年第4期。46杨洪承：《文体的尴尬与现代散文写作经验的反省》，《东吴学术》2023年第3期。47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的社会认知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48杨联芬、李双：《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内涵及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49赵晨宇：《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文体危机及其突围——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为参照》，《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5期。50单苗苗：《非虚构写作的局限与突围》，《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51刘诗宇：《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削弱，虚弱”》，《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52张维阳、汪奕蒙：《大众文化与文艺的互渗——关于“东北文艺削弱，虚弱”》，《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53李振、乔梦桢：《走近格勒——“铁西三剑客”的影视化》，《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54白杨：《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55胡哲：《正确解释的“削弱，虚弱”与“变得失败”的有利的条件——“东北文艺削弱，虚弱”的话语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56贺仲明：《重审19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精神症候——兼论当代文学的文化资源问题》，《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57李静：《“电视剧考古学”与90年代生活史——以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58罗雅琳：《复魅90年代”：从历史荒原到审美空间》，《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4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本期责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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