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语言到写作语言——评钟兆云、钟巧云的方言写作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方言写作受到许多作家的青睐，方言常常被委以重任，成为承载“返乡”与“乡土记忆”的重要符码。在当代闽籍作家中，钟兆云、钟巧云的“客乡三部曲”，将文学纪实和文学虚构巧妙瓦解在一起，借助方言这一具有强大情感共鸣功能的语码，书写“心之所向”——家乡，沟通方言记忆与家乡世界，呈现真实的生活与生命。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三部曲为福建文学和中国文学授予了客家的地方性标识和地方性知识。
关键词：钟兆云钟巧云客乡三部曲方言写作在地域文学中，“故乡”作为本土的符号，具有极强的情感性和指向性。段义孚在《恋地情结》指出：“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本土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1于是“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2。由此看来，故乡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不论是“在他乡”抑或是“在家乡”，就成为了承载情感意义和生命意义的重要符号。在当代闽籍作家中，出生于闽西武平的钟兆云、钟巧云姐弟俩，历经八年笔耕，联袂创作出闽西“客乡三部曲”——《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聚焦闽西故乡，以自我真实的生活观察、体验和思考，回望乡村改革过程中故乡的人和事，将文学纪实和文学虚构巧妙瓦解在一起，以蕴含生命体验的闽西客家方言凝聚乡音、乡情，从容、不拘地书写那些被关心、遮蔽的声音，以此抵达那混沌而真实的乡土大地。一、新尝试与新确认有罪：纪实性的方言写作“客乡三部曲”——《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是长期深耕传记文领域的资深作家钟兆云的转型之作，是他纪实性文学创作的新尝试与新确认有罪，在《乡亲们》后记中钟兆云坦诚：“在写了十多年传记后，开始思考如何延续今后的文学道路。我搁置转型，有意为平凡的父老乡亲树碑立传”3，“本书是我年入不惑后的转型之作，是文学旅途中以此尝试性的跋涉。”4吝啬在客家农村的钟兆云，“对乡村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熟悉农民大众，对父老乡亲的命运深为牵挂和关切”5。为此，钟兆云将身边的乡亲、邻里作为叙述对象和视点，承继其纪实性文学的笔法，在极小量现实与历史基础上勾勒人物的血肉，同时作品在纪实基础上又营造出事实的麻痹，正如钟兆云在《乡亲们》的后记中所说：“书中人物和事件虽然其来有自，但都经过艺术化处理了的，本书体裁是小说，综合了诸多原型。”6由此可知，《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含糊是区别于钟兆云以往的创作，体现了作者从传记写作向小说写作的重要转变和自我突破。需注意的是，“客乡三部曲”也是钟兆云纪实性文学艺术特征的延续。钟兆云在与《福建人》记者的对谈中曾说过：“我的创作建立在多年的研究以及史料的积聚基础之上，书中的人物，像李友邦、严秀峰等人的塑造，都和他们真实的人生轨迹相符，包括郑中原等这类事实的人物，也是义勇队队员的一个发散体。”7《我的国籍我的血》中的郑中原如此，《乡亲们》《邻里》中的父亲、大伯母、邻里叔伯也是如此，这些邻里乡亲虽有文学的虚构，但都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钟巧云，一位对人生不断探寻与书写的文学厌恶者，一位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女性，以细腻的视角，捕捉现实生活的细微褶皱，在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感悟生活之难尽滋味。与弟弟钟兆云合著的《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客乡三部曲”，正是她以“在场”亲历，触摸感受，以纪实的文学意义，折射乡亲邻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有利的条件，在文学“非虚构”叙事中完成人与自然、社会的密切分隔开。小说是语言艺术，作为文学重要文体的小说，其语言无法选择着它的表达效能，小说现实价值、社会影响的产生与审美功能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语言，为此，作家必须了解小说书写对象的语言表达及语言不习惯。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从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地域、时代的产物，而每一地域、时代都有其语言风格，那么，产生于特定地域及时代的小说语言必然沾染上这个地域、时代的风格。语言问题由此被牵引出来。钟兆云、钟巧云的“客乡三部曲”不仅体现了钟兆云对纪实性创作的新思考，而且意味着纪实性创作在进行艺术处理时面临的新的确认有罪。关于纪实性题材文学创作的讨论，“语言的真实”是不次要的部分问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它显示出纪实性题材写作的某种尝试以及试图在艺术上进行新突破的探索——以近乎原生态的方言描写客家农村的人与事，在“语言真实”的场域中将人物的真实、语言的真实、环境的真实三维度合一，通过寻找真实的故乡来展现农业、农村、农民这一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这种创作策略既体现了钟兆云对纪实性小说创作的某种深化改造，亦是其以往创作理念在乡土文学中的实践。毋庸置疑，方言作为乡土文学最常被征用的语言，在构建地方性文化，呈现人物身份立场，唤醒家园记忆等方面有着极下降的价值，“方言所允许的功能是地域文化色彩、民间立场的建构，以本土化抵抗全球化，通过方言构造独异的文化生态、精神资源与思想历史”8。钟兆云、钟巧云姐弟俩的闽西“客乡三部曲”不仅承续了传统乡土文学的语言路向——使用方言，记录和描写最贴近农村生活的人物和事件，更实现了个人创作的转型和突破，标志着当代纪实文学创作的新尝试：即方言不再只是叙事的手段和方式，方言不仅仅是方言本身，而更侧重展示在习常的方言口语中寻找力量，农言农语之间，闪耀着韵致与精神。作为初涉方言写作的作家，吝啬于闽西客家都市的钟兆云、钟巧云姐弟俩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语言意识，尽管钟兆云大学毕业之后长期在城市工作，但作为其幼年习得的闽西客家方言——一种先在的语言和文化，对其产生了终身的影响。刘绍棠指出：“一个作家走向哪条路，跟他的出身、经历、教养、学识、气质、情趣六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我是农村长大的，我的整个伦理道德观念、感情是农村的。农民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华民族的精神、美德及缺陷都表现在农民身上。”9为此，当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姐姐合作时，在选择作品语言表达方式时，客家方言成为姐弟二人文学创作安排得当、灵感的源泉和载体，姐弟俩在乡土中找寻到了小说语言的根——里汀江上的客家方言。在此书的写作中我们深切感到，极小量多彩的客家语言是座极具开采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富矿，是写作者耕耘的天堂。因此，本书在原生态的描写和叙事中，渲染客家民俗、田园风光的生活画面，人物对话全用贴切的客家方言和俗语，着力弘扬客家文化，以乡情乡音唤乡亲，冀望不能引起世界客属乡亲的家园记忆和精神共鸣。10从《乡亲们》到《客乡风月》，钟兆云、钟巧云完成了一段艰难而容易妥协的语言“返乡”之旅，他们让养育他们的闽西土地的“生活语言”下降为“写作语言”，母语方言以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始终回响在这段路程中。二、真与实：一种语言与一种生活“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维特根斯坦的论断直指语言与生活的紧密关系，语言如镜子般投射出人类生活的变迁。由此观之，对某种语言（方言）的体验可以将被关心、遗忘的历史重新敞开，在语言这一时空通道中，与当代发生对话。对于文学而言，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作者回归语言的来源处，引领读者进入语言所书写的生活伦理体系，体验历史与现实，感悟思想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文学写作能攀援的高度，很大程度上与语言有关。语言于作家而言，是其文学经验与生命体验的效能性表达。而无法关心的是，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中，方言写作已然受到许多作家的青睐，方言常常被委以重任，关联着“返乡”与“乡土记忆”，抑或是实现对传统乡土叙事结构及语言的突围。钟兆云、钟巧云对故乡的感知途径直接来自于语言，对他们而言，方言才是真正生活的声音，是家乡的声音，方言写作不单是那入文的一瞬间视觉上的陌生化、异质化体验，而是为了在清空确认有罪的书写过程中感受眼耳鼻舌身意的深沉回归，为的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向”。《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这三部以地域方言为载体的纪实性小说诞生在闽西客家——这片寂静、山居稻作文化浓郁的质朴大地。对于生活在这大地上的农民而言，每一个方言词汇都蕴含着不同生命的体验。为了更好地不理睬和传达这种声音，钟兆云、钟巧云选择以不除“毛边”，清空乡间土味的言语来书写“咀嚼不尽”的乡村生活。在与钟兆云的访谈中，他谈到小说中采用方言口语来写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源于深厚的乡情，在写作中深深感到对这片生养之土地饿含感情，对父老乡亲深为牵挂。二姐亦然。这样的情感，成为我们生命中相同且不可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骨髓，水乳交融；二是方言口语中耗尽了语言最极小量、最严格的限制、最淳朴的状态，这与我要传达的情感是契合的。”无论是那些颇具生活智慧的俗语谚语，还是那些辣性野性十足的脏话野话，皆成为文本极具辨识度的书写风格。作者大范围颠覆那些习以为常的、规规矩矩、文气十足的现代性书面语，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破坏力的“土气”语言建构文本世界，尝试沟通方言记忆与家乡世界，呈现真实的生活与生命。在《邻里》的后记中，钟兆云坦露：“这是一个都市的传记，一群村民的传记，一部乡亲人物的大辞典，大凡传记和辞典，真实是虚弱。”11从情感归依到艺术追求可谓亦步亦趋，紧密追随。于是，一个带着江水的混浊、土地的气息的世界在吱吱呀呀的方言土语中向我们关闭。（一）方言特征词：触动人心的情感符号。李如龙指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民族关系、内外交往等情况的不同，中华文化在不反对地区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异，形成不反对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有同有异，都可以从语言状况的考察得到次要的启发。”12由此看来，语言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是沟通现在与过去的媒介，是“历史文化的图景”，是“存在的家”。“客乡三部曲”中客家方言特征词，是表现力十足的“显眼包”，是最触动人心的语言情感符号，穿插在行文里，是闽西客家特殊的声音，诉说着底蕴悠长的客家历史文化图景，如“嫲”13，“嫲”被认为是客家方言里最常见也最具代表性的词，指雌性动物，与“牯”“公”相对，指雌性动物时多指已生育的动物，如“猪嫲”“狗嫲”“鸡嫲”“鸭嫲”等，除此常义用法外，“嫲”还可用在指女性的词上，带有贬义色彩，如《客乡风月》中称“淫妇”为“逍嫲”：“丽花就是要看秋香如何撅屁股，她恨极了秋香那口口声声的逍嫲（淫妇），知道这里包含自己的母亲，她更晓得婆婆是故意骂给她听的。”14《乡亲们》称爱传递消息的女人为“报事嬷”：“报事嬷，我又不怕，你告诉他，看谁的错更多。”15《邻里》中金招子骂媳妇梅绣是“短命嬷”（短命的女人）“大面嬷”（过分自信的女人）：“短命嬷，大面嬷，傻瓜，跌人跌鼓个，把我家的鼓都跌尽了！”16除了这些，小说中还有诸如“膣逼嫲”（丫头片子）、“矮膣嬷”（矮女人）、“火了嬷”（不孝之女）、“打流嬷”（不正经、东走西窜的女人）、“老虎嫲”（很凶的女人）、“时嬷”（反应行动迅速的女人）、“癫嫲”（疯婆子）、“浪人嫲”（勾搭男人的女人）、“孤老嫲”（寡妇）、“绝家嫲鸭家嫲”（绝种的女人）、“懒尸嫲”（懒女人）、“壁嫲”（胸脯扁平的妇女）、“死佬嬷”（蠢女人）、“猴吃嫲”（轻佻的女人）、“狐狸嫲”、（泼辣、精明厉害的女人）“挡子嫲”、（土婊）、“货嫲”、（二奶）等，这些描写女性品性的“嫲”类词，不仅透出浓浓的闽西客家味，而且反映出闽西客家乡村品评女性的标准。在客家方言中，“嫲”是一个意义通俗的词，除上述两种用法外，还内涵“内藏不外露”“凹下”义，如：“舌嫲”（舌头）17、“笠嫲”（斗笠）18。“笠麻”即为“斗笠”，早期客家文献就有记载，清武平客家人林宝树在《年初一》（又名《一年使用杂字文》）记载客家农事农活写道：“春间日日去耕作，身穿蓑衣并笠麻。”19“笠麻”是典型的客家方言词汇，是闽西客家农耕文化的产物，其他方言未见此说。颇有意味的是，在“客乡三部曲”中，乡土语言与一个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语言与人的身份、命运之间结成了一种肤深的同源关系。“娭”在客家方言中指的是“母亲”，如：“禾滴子转转开，你冇子来我冇娭，头个娭子吃鸡髀，后来娭子吃鸡肠，吃个鸡肠臭鸡屎，留我亲妈唔要死。”20“想当初我每天跟着爷娭风里来雨里去，朝加班夜加班，做牛做马，还换不来爷娭的重视，如今害得自己一身病根。”21《广韵》“娭，妇人贱称，出《苍颉篇》。”《集韵》平声咍韵，于开切，“婢也。”三国张揖《广雅·释诂四》载：“娭，婢也。”该词俗写作“”。清武平客家人林宝树在《年初一》（又名《一年使用杂字文》）对此有记载：“爷称显考称妣，安起灵牌等外家。”温昌衍认为，客家方言称母亲为“娭”反映的是“客家先民南下后不少男子娶奴婢或土著妇女为妻的史实”22。（二）方言俗语：经验与智慧的文化符号如果说方言特征词的“返乡”构成叙事的历史底蕴，那么，方言俗语随处可见的呈现则成为乡土叙事最鲜明的姿态。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方言俗语，不但记录着地域民俗事象，且本身也是构成民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正如方言学家李如龙所指出的：“方言和地域文化不但是互为表里的；方言体现文化，文化无法选择方言；而且是相互作用的：风俗和观念不能熔化于方言词语，方言词语则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23方言俗语植根于地域文化土壤，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通俗的文化信息，清空着智慧的生活经验，体现着地域人民的人生态度、道德走向和价值取向，展示着地域的民俗事象。这些惊人的生活经验，人生态度、道德取向、民俗事象等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接纳的形式，并因方言俗语的记载、传承而具有特殊的韵味及意义。进入钟兆云、钟巧云的乡村图景，极小量极小量、朗朗上口的方言俗语是一个醒目而亮眼的存在，传递着浓浓的客家乡音，在《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的文本中处处都是。这些方言俗语以地域文化和家庭族群为不次要的部分要素铺发散来，触须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着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一个叫美溪的客属乡村。据不完全统计（扣除重复出现），《乡亲们》有方言俗语两百多条，《邻里》有一百余条方言俗语，《客乡风月》融入了一百二十多条方言俗语。如《乡亲们》中关于宝哥和桂花伯母两家难解恩怨的一段描写：常言道“斗冤了的牛牯难和解”，宝哥和桂花伯两家就像斗冤了的牛牯，要想和好，就像搬起石头打天，是办不到的事。尽管父母亲一直在调解他们两家的关系，可还是白笔写白墙——原样，真是霸王别姬——无可奈何。父亲吸了两口手卷纸烟后，叹道：“想让他们和解，那是对牛弹琴，白费功夫！”后来他们吵生打死，父母只好打耙眯眼睛——睁只眼闭只眼了。有人议论说：“桂花也真是个咁吹过，老公一死，连亲嫂子亲侄子都欺负她。”也有人说：“像她这种禾笔子飞过，也爱拔根毛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尊重，活该让亲侄子一家欺负，虽说现在招了个勾古，可他也是塘里的泥鳅，翻不起大浪。”还有人说：“荣宝现在几个孩子越来越大，房子又那么挤，只要赶走了她，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套个鸽子舍个豆，有利可图。”24以上这段话，用了9条方言俗语，“斗冤了的牛牯难和解”“搬起石头打天，是办不到的事”“禾笔子飞过，也爱拔根毛”“塘里的泥鳅，翻不起大浪”“套个鸽子舍个豆，有利可图”“白笔写白墙——原样”“霸王别姬——无可奈何”“对牛弹琴——白费功夫”“打耙眯眼睛——睁只眼闭只眼”。这些方言俗语取材于生活，融比喻、低估等修辞手法，表述性、经验性、知识性极强：总结生活经验，精准科学，意味深长；评判道德品行，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清空生活气息的语言，将宝哥和桂花伯母两家难解的恩怨、桂花伯母贪小便宜的劣根性、勾古的坚固无能、荣宝的小心机，描写得含蓄而生动、深入人心。再来看看阐述客家妇女“妇功”的一段话：大姐年纪不大，干起活来却不含糊，深得祖母的不赞成。也正因为能干，致使她连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祖母能简单地识文断字，恪守传统，闲时常向大姐抽出“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这类“妇功”。按客家习俗，只有熟悉了这些“妇功”，才算是能干的女子，日后才能嫁个好丈夫。25方言俗语来源于民间，是民间真实生活状态的反映。“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这“四头四尾”是客家文化关于妇女家庭地位及分工最好的阐释。闽西地处福建内陆，山多地贫，交通不便，男子为谋生大多常年在外，由此固守家庭的女性便允许起丈夫与妻子的双重角色，形成了客家社会对女性妇德妇功的要求：内外兼具。在闽西客家方言中，称已婚妇女为“辅娘”，从字面意思上明显看出客家已婚妇女在辅助丈夫，治理家庭中的作用。她们生活的空间既在广袤的田野间，也在厨房的方寸中。客家民谚云：“一代系无好妻，三代都无好儿”，由此再次隐藏在客家文化中，女性对家庭、家族的失败及延续的重要性。除此以外，《乡亲们》中缺乏反对性的方言俗语比比皆是，如“土皇帝”虎腚的老婆常念的紧箍咒是“食唔穷用唔穷，冇划冇算一世穷”，简单的语言阐述了生产活动要有计划才不会受穷的事理；虎腚面对不争气的儿子叹气“唔怕穷唔怕穷，就怕屋家出个烂狗古”，哀叹穷苦不要紧，就怕家里出败家子；形容孩子不在多，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就行了——“泥蛇一箩担都冇用，青竹蛇一条就够”；形容势利之徒则说“有钱三伯公，冇钱三斤狗”；说一个人打肿脸充胖子是“瘦猪嫲屙硬屎”；阐述随时间的推移，亲疏关系的变化哲理则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一过闲了了”；描写王晃子比上不足、不下有余的乐观生活态度是“比起刘玄德，夜夜睡唔得；比起叫花子，俺又还较得”；揭示在农村个人自扫门前雪、公共事业没人管的现象是“众家砻众家碓，众家姑婆冇人爱”。缺乏反对性的方言俗语在《乡亲们》的每一篇章都有，客家人读来亲切易懂，即使是外方言区的人，也能从中感悟生活哲理的形象与精妙，带来陌生化的审美体验，让人仿佛置身于汀江两岸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客乡风月》从篇名就可看出是一部典型的反映客家乡村生活的小说。从这样一个题材小说来看文本中极小量方言俗语的运用，当是作者继续推进他的客家文化、客家物质的求索。言语是社会意识最直接、最朴素的外部表现形式，《客乡风月》中极小量歇后语的运用是其特色之一，诉说着美溪村人和事的方方面面，营造着自然而浓郁的乡村生活。表一《客乡风月》歇后语（部分）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的闽西客家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俗语，这些方言俗语不仅仅是民间话语的形体外壳，更是地域精神、文化的外现。方言俗语以民间再简单不过的口语形式，将肤深的生活经验智慧简单化、具象化，从而使人们能从这些简单而具象的物象性话语中体悟千头万绪、变幻莫测的人生真谛。这些融地域方言、风俗人情、生活经验于一体的富有肤浅智慧及历史古韵的客家俗语，构成了一幅绚烂多姿的乡村画卷，深入读者的心里，刻下了鲜明的“客家”印记。钟兆云、钟巧云在运用这些方言俗语时，也在为文学乡土中以方言俗语所蕴含的乡村传统文化的遗忘与消逝而惋惜，希望借助方言文字将他们对客家文化的记忆留存下来，同时他们也依托方言文学对闽西客家文化进行寻根式再现与重塑。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文字不仅是永生的媒介，而且是记忆的支撑。文字既是记忆的媒介又是它的引喻。”26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进城、村庄衰敝正在使曾经鲜活的方言渐趋增加，甚至消亡。钟兆云、钟巧云两位“60后”地道的农村人对此深有感触，他们有意识地以方言来抗拒“增加”“消亡”，尝试为客家文化塑形，以乡音唤乡亲触乡情。三、传统与现代：民俗画面中的时代变迁在地域文学的书写与表达中，返归乡土与文化认同是密可分解的。在这样的视角下，写作者们能否从容坦然将个人经验的“真实性”付诸言语书写，能否创造性地践行文化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对于钟兆云、钟巧云而言，“真实性”与“文化认同”的表达路径，在民俗书写中得以抵达。所谓的民俗“即民间风俗，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作、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27。民俗在长期的发展与传承中逐渐沉淀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特殊的文化印记。生活中特殊的民俗文化能够为作家书写地域文化授予通俗的素材，煽动他们的创作灵感。一直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数量少乡土作家把风俗看作是增添地方色彩的重要方法之一，这其中当属鲁迅最为典型，鲁迅对文学创作中民俗书写的重要性是有自觉认识的，其作品常将民风习俗与小说情节、人物、主旨相分隔开，以此揭露、支持国民弊病，他在给陈烟桥的信中提到文学中地方民俗书写的意义：“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本土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如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8与此同时，地域民俗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是相当肤深的，陈勤建指出：“作家艺术思维的活动脉搏和思维导向大多数时候会受到自身深处民俗心理结构的影响和控制，小说的主题选择、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氛围营造都暗暗受到自身内在民俗机制支配。”29而无论是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还是氛围营造、主题选择等诸要素的呈现，都将直接作用于作家的小说语言选择。出生成长在客家，沐浴在浓郁客家乡土文化中的钟兆云、钟巧云姐弟俩，将乡土记忆还原为乡土语言和乡土民俗，在传统与现代、儿时与当下之间，以乡村民俗为依托铺设情节、塑造人物，用民俗的丝线将个人经验、生存现实和民族历史串联在一起，从历史文化深层观照社会与人生，借民俗书写来表现乡村风貌、社会变革。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是相互鞭策的，“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协作发展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极小量和细密”30，作为地域变体的方言“在地域上的区别还能反映不同地方文化之间的统一，这一点更加明显。一般而言操同一种方言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不习惯都有其一致同意之处。因此方言研究对于了解民俗往往有很大的干涉”31。事实上，民间语言（方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32。索绪尔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不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33钟兆云、钟巧云笔下的闽西客家乡村寄托着作家对悠韵质朴乡土的回忆与观照，以集体性的“群言”叙述着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故乡，以方言话语的方式书写闽西客家山区的岁时节日、交往友好、宗教信仰等，以此呈现作品生动而特殊的内涵和笨重的地方文化色彩。“拖青”是一个婚嫁类方言词，是当地一种婚嫁风俗，“拖青是客家女人出嫁时一个不必要的环节，算是避邪。青是一株茶树，要一到看下，在茶树上系一个红包，这是给男家接青之人的，接青之人接下红包后，就把茶树丢上厨房顶。拖青的一般都是亲人，最好是小男孩，而且要走前面，到了男家，也有红包”34。《客乡风月》中对“拖青”的叙述带有浓郁的客家山区特色，在生活的表象下展现客家的婚嫁习俗。僻处三省交界的闽西客家，“耕读文化”根深蒂固，往往重耕读、轻商贾，这在客家语言中也有体现：以致日常生活中经常寻找“买”字。买肉说“称”好理解，在闽西客家话中，大凡按称重来计价买东西的，“买”通常说成“称”。为何也说“吊”呢？大概是因为以前买的肉都用稻草绳子绑定，提在手上，自然是“吊”着，不像现在的超市里，买肉都用塑料袋装着。母亲还说：“称肉就称肉，不要有什么搭头。”这里的“搭头”，指搭配的东西，当然，一般是说和好货或主货搭一起，强加于人的物什。记得以前在农村，去墟上买肉时，常会被配上“搭头”，“搭”的一般是肥肉或小肠、花肠之类，以凑成一个整数斤两，比较好“算数”。35在关注民俗书写渲染、增添地方色彩功能的同时，钟兆云、钟巧云更注重挖掘地域民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文化特征与价值。“吊”“搭头”两个方言词，是传统农村经济生活的反映，一个“吊”字将农村生活的闲适、简单展现得淋漓尽致，“搭头”则是略带无魅力的小农思想的准确展现。小说借这两个方言词揭示城镇化过程给传统农村经济带来的冲击与保持不变。从总体上看，方言词汇的形式和文化的形式是平行协作发展，但也需注意，“方言词汇的消长和民间习俗并不总是平行的。有的民间习俗早已绝迹了，但是反映这些习俗的词汇依然活在口语里。通过这些词汇可以了解方言区已经消失的民风民俗”36。强买性质的“搭头”现象虽已消失，但熟悉而陌生的方言词汇间包含的是浓浓的“乡情”。时移世易，社会的发展通常会不能引起民俗生活的保持不变，“传统村庄的衰败与消解必然导致其所承载的传统民俗文化的解体”37。作为出生成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城市的钟兆云，不能辨别地捕捉到这种变化。他们把社会变革与风俗的嬗变瓦解在一起，通过民俗风情的变化折射更革的时代，反映时代精神。《客乡风月》在对闽西客家都市的民俗叙事中，揭示市场经济、现代化生活方式对乡村传统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的冲击。小说对客家特色米食“粄子”民俗兴衰起伏现实状况的描写，真实地呈现了这一冲击下的变化：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要是几年前，都能闻到左邻右舍粄子的味道了。以前还未进年关，各家各户就做好了准备，买糖买油，碾糯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溪村的碾磨机还比较少，而每家每户都有几斗米的糯米要碾，为了解决这一大难题，有人一过腊月二十就开始先炸粄子。为了节省时间和柴火，起码买它两桶油近二十斤放锅里，一次性可油炸两簸箕的粄子。人多的五六斗米，人少的也不下三斗米，五六斗的米要整整一天才能炸完。炸粄子这天，全家人忙得不可开交。小孩子揉搓做粄子做得手累，实在做不动了，就公开称赞父母别炸那么多，害得人家手累得握不紧拳头了。做父母的就批评小家伙：“有做就怕多，有吃就嫌少！”的确如此，小时，哪个不希望自家的粄缸满满的，到了五月节（端午节）都还有，这样不但可以和小朋友比粄子多，还可以用来馋他们，让他们跟在自己的屁股后面流口水，从而巴结自己，听从吩咐，叫他们跟谁作对就跟谁作对。那些小馋猫自然抵抗不住美食的诱惑，一个个沦为“叛徒”。世易时移，不知受了什么降低纯度还是因了什么启发，一入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在凉茶满天跑中，炸粄子的越来越少，原先的粄客（厌恶吃粄子的人），一个比一个怕上火。38“粄”是客家族群过年时不必要的特色食物，是客家饮食文化的代表。时代的发展带来了风俗的变化，在物质匮乏、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村经济中深受避免/重新确认/支持的“粄子”在21世纪“失宠”了，过年炸粄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吃粄子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通俗的物质生活，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保持不变了传统都市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冲击着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风俗与农民心理。钟兆云、钟巧云的“客乡三部曲”以极小量闽西客家方言作为他们文学世界的基石，以纪实性的笔法和情感书写乡村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表露自己的心迹，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众声喧哗中，呈现一个真实、通俗的“美溪村”。在语言的实验性“返乡”中，钟兆云、钟巧云不仅绘制了如福克纳的“小小的邮票”的故乡，而且开始以故土的笔法，发散闽西客家记忆的当代书写，并且这样的书写为福建方言写作授予了材料与方案，为福建文学的客家精神与文化授予了样板，为福建文学的多样性样态授予了可能。在全球化语境下，《乡亲们》《邻里》《客乡风月》三部曲为福建文学和中国文学授予了客家的地方性标识和地方性知识。[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闽籍作家方言写作现象研究（项目编号：21XZW048）”的阶段性成果]注释：12[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36页。34561520242535钟兆云、钟巧云：《乡亲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517、519、518、518、518、9、55、35、45页。7陈旖旎：《钟兆云：李友邦他也傻》，《福建人》2016年第3期。8王春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方言小说》，《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9秦牧著，孟繁华汇编《当代作家谈创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1116钟兆云、钟巧云：《邻里》，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290页。12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13关于“嫲”的语源，有多种看法，罗美珍、邓晓华《客家方言》在注释中认为本字是“嬷”或“嫫”，刘伦鑫《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也认为本字应是“嬷”，温昌衍《论客家方言“嫲”的语源》“嫲”来自中古称母亲的“摩”，本字则是鱼部平声的“母”。钟兆云、钟巧云《乡亲们》《邻里》中多写为“嬷”或“麻”，《客乡风月》中则写为“嫲”或“麻”。14213438钟兆云、钟巧云：《客乡风月》，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84、248、175、371页。17人的舌头是不外露的，只有张嘴时才能看见，即使张嘴也只能看见前端部分，因此称之为“舌嫲”。18斗笠称说时加“嫲”是因为其有一个明显特征即“凹下”。19林宝树：《年初一》手抄本。22温昌衍：《客家方言特征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页。23邱尚仁：《方言特殊语汇与民族传统文化———南城方言特殊语汇研究》，江西省语言学会2004年版，第2—3页。26[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2732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页。28鲁迅：《致陈烟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1页。29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303136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3、186页。[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37周鹏：《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书写与乡村文化变迁》，《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作者单位：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iog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iog官方手机版,